“在采购之前,民政局并没有承诺鹏星一定会得到多少岗位。”易松国说。这也体现了刘润华鼓励社工组织竞争的思路。竞争将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中标的社工组织提供的服务不令人满意,政府就可以更换另外一家。
在得到31个岗位后,易松国才开始在市场上招聘人手。31个学生中有6个研究生,其余都是本科生,专业主要集中在社工、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社工强调实务技能,易松国招聘的重点主要放在实务突出的重点院校,其中有4个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经过20天的培训后,这些学生将开始其社会工作。
在易松国看来,一年186万元的经费显得拮据。“市里据说原先设想是每个人8万元,但是最终出来的是6万元,因为希望以后有上调的空间。”社工是一种专业化工作,正如医生、教师和律师一样。“社工薪酬不能太低,否则影响服务质量,我希望社工的工资能略高于公务员。”
每个人6万元的金额已经包括了鹏星的管理费用和运作费用。除了房租,鹏星目前主要的投入有水电、房屋装修以及电脑、照相机等设备,迄今已经投入接近10万元,由易松国的私人资金垫付。
易松国曾经把做好的预算表递交给民政局,表明每个人6万元的资金难以涵盖鹏星所有的费用。“活动费、接待费、交通费,最大的还是推广费,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这个机构,并向我们购买服务。”在无法增加预算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压缩各种成本”。
除了31个派出的社工,易松国为鹏星设计的管理架构还有4个日常管理人员,包括行政、财务、业务主管以及网络管理员,目前在岗的仅是一名行政。易松国的想法是,在暑期结束前能找到一个总干事助理,承担起鹏星主要的管理职责。
“政社分离”
易松国认为,社工组织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除了政府采购之外,能否开拓其他的经费来源。社工承担社会公益职责,因此在海外社工团体往往受到企业的捐助。此外,要形成向私人出售服务的机制。
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总处的高级企业传讯主任竺永洪介绍说,在香港,社工组织70%的收入来自政府采购,另外30%来源于社会的捐赠、申请慈善基金,以及向私人出售服务。其中通过出售获得的收入大致要占到总收入的一成。
香港的社工团体大部分是慈善机构,因此有募捐的权利,但这部分社工团体都是NPO(非营利性组织)。社工作为一个专业化职业,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向市场提供服务而获得收益,营利性的社工组织受公司法的规范。“但总的来说,营利性的社工组织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少。”
7月份,深圳市民政局通过媒体表示,鼓励民间成立社工组织,并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中来。这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已有不少人打听组建社工组织的程序。
易松国的担心是,社工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化的公益工作,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事,“但很多人可能会把社工组织作为追逐利润的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政府定额采购为压缩成本、追求盈利提供了可能。
竺永洪介绍说,在香港,政府有严格的措施监管社工团体的收费行为。
“首先,政府给的钱永远不够。”政府有严格的计算共识,推出某个具体的社工项目招标时,政府的出价大多只能涵盖成本的80%。其余的费用需要社团组织自行募捐或者通过服务收费。社团机构需要每三个月向社会福利署自我报告一次招标项目的进展情况。社会福利署还会每年审计政府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每三年围绕16个服务质量考核指标,对社工团体进行一次整体性考核。
“至于私人购买部分,政府是无权干涉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听任社工机构的收费行为。税务部门会介入审计,对纳税情况进行监控。
涉及社工服务的评估、监管制度的政策文件也在制定中。一位深圳市政府的官员说,接下去的步骤,可能是会在民政局的基础上加挂“社会工作局”的牌子。
对民间社工组织的运作,深圳官方规划多时。《深圳市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到“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民间组织为主体,社会工作者为核心,义工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机制”。
深圳和鹏星的试点,也正契合了当下改革的大趋势。刘润华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政府职能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步退出的过程。”在前30年,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如今社会领域的改革已经展开,“政社分离”成为新的改革主线。
“因为实践表明,即使是在社会领域,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意味着低效率和高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