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茅台在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铩羽而归,被拒绝的理由是茅台酒厂属于传统企业,作坊式生产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
而袁仁国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向管理层请缨:我就不信,就这么让人打发了!我再去一趟北京,我要试试。在北京,袁仁国通过三个小时的讲述,终于打动了分管领导,3个月后,茅台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随后由袁仁国担任主任的“上等级办公室”开始全力为评选做准备。办公室的具体工作是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厂里的技术标准、工作标准、管理标准,详细制定生产指标、成本指标和消耗指标,然后在实际生产运行中逐一落实。那段时间,袁仁国基本没有回过家,这个企业发展的机会是他争取来的,他要让这个机会变成企业发展的现实和动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契机。半年后,轻工业部的考核专家进厂考核。1991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挂在了茅台酒厂的大门上。
一晃七年,此时的袁仁国已作为后备储蓄人才被调到车间观察了一年,继而又被调到供销科当科员,随后又担任厂办副主任、党委秘书、三车间党支书兼主任。不难推断,这样多职务的锻炼是想把袁仁国放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深度培养。
季克良如此评价袁仁国的这段经历:“茅台这种传统工艺的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深入基层,在生产中汲取养分。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的继任者也应当如此。”随后,在季克良看来“敢想敢干,有闯劲儿”的袁仁国,很快又被任命为厂长助理、副厂长。
1998年上任之后的袁仁国,马不停蹄地从转变观念和建立营销队伍开始改革。他提出了“难中求进,抢中求进,改中求进”的积极政策,并做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生产围着销售转,销售围着市场转”的营销新思路。一天,酒厂的各个宣传栏里都出现了一则醒目的通知:厂里决定在全厂范围内招聘营销人员。很快,在89名竞争者中,袁仁国亲自挑选出了17名营销人员。在进行短期强化培训后,公司中层领导亲自带领这些营销人员迅速深入全国市场,奔赴销售第一线,进行市场调查和市场监控,逐步使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可控系统,在市场驾驭上变被动为主动。
在派出一线销售队伍的同时,袁仁国又在自己家里搞了一次餐会,这次他宴请的是糖酒公司的领导。他亲自下厨煎炒烹炸了一顿美味。饭桌上,他举起酒杯:“诸位,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觥筹交错间大家酩酊大醉,但袁仁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他不敢醉,因为茅台的发展重任还在肩上。
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比1997年增长13%,利税增长7.7%,工业总产值增长13.5%,产品合格率增长0.2%,创历史最好水平。
袁仁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季克良对他的信任没有落空。二人共同执政的茅台,前景一片看好。
事实证明1998年的改革,也恰恰成了茅台崛起的起点。这一年,茅台股份公司成立,年届花甲的季克良非常信赖地将“股份公司董事长”的重任交到了袁仁国肩头,袁仁国也正式成为了茅台的“二当家”,茅台交接问题开始明朗起来。
“三驾马车”
可随着2000年起“三驾马车”成为茅台管理层的代名词,一切骤然微妙起来。
所谓三驾马车,是元老派的季克良、实力派的袁仁国,以及立志于成为“以搞活国有企业为己任的职业经理人”的乔洪。茅台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季克良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担任茅台上市公司董事长,而乔洪则是上市公司总经理。
如果说袁仁国在1998年使得茅台的营销走出了蒙昧状态,那么随着乔洪进入茅台,则确实为这家历史悠久的企业带来了许多革命性变化,彻底打开了茅台的市场。
乔洪的进入,使茅台的营销焕然一新。在他的主持下,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构成的全国销售网构建完成。2007年,茅台酒出厂价从1999年的每瓶168元升至, , 358元,市场价则高达498元,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剧增至2006年的62亿元。事实证明:这位“职业经理人”确实能够搞活国企。
乔洪在外部营销局面打开的同时,袁仁国也在茅台内部热火朝天地大干。那一段,袁仁国所主持的改革工作都极具针对性:2003年公司引进了波多里奇管理质量标准,并且开始推行5S、66管理制度;2005年,茅台中层管理干部“一年一聘”制和末位淘汰制的制度改革完成;与此同时,茅台也开始对新领域的尝试,新成立的投资管理公司当年便业绩斐然,而在啤酒、葡萄酒方面的多元化尝试虽然艰难,却也开拓了茅台新的经营思路。
2000年乔洪进入茅台之前,袁仁国被公认为是茅台下任掌门的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