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罗斌终于接到了一单好生意。早上六点他就催促手下的10个工人起床，将装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样的铜构件装载到卡车上。“十点半发货”，罗高兴地对工人们说。 作为温州市附近有“中国电器之都”美名的柳市镇的一家铜加工小企业主，罗太渴望有这样的生意了。在过去整整1年，他和这里大大小小的同行一样，面临越来越大的资金周转压力——以目前的铜价，过去只需50万元资金就可周转的单子，现在需要150多万元。由于缺少资金，罗只能减少库存，采取“小批多次”的进货方式，但较低的库存经常无法保证企业稳定生产，运输费也超支，他还要养活工人。在刚刚为自己的产品小幅度涨价5%后，销售量就比上月减少了10%。当地已有不少铜加工企业顶不住纷纷减产，甚至停产。罗不为所动，他说服妻子将所有的现金压上。 但仅仅两个小时后，罗又一次遭到了打击，采购商在八点打来电话，要求维持以往的价格，而且希望能够将货款推迟一个月。罗接完电话，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肯定不行，生意没法做了”，他对工人们无奈地说完，就退身屋内，爬到房顶上望着瓯江吸烟。脚下的屋顶上是淘洗上来的铜屑，在铜屑旁边矗立着一整块铝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铜构件加工以及罗的手机号码。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温州以及长三角地带，这样的故事有可能每天都在上演。对罗这样的小型企业以及产业链上的中大型企业来说，过去的一年，似乎是灾难性的一年——劳动力、土地和电力价格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而根据浙江省电器行业协会秘书长胡里本的估计，新《劳动法》实施后人工费用加上原材料上涨，仅仅这两项企业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产成本。 “形同割肉，我们深陷其中，却无能为力。”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成文对《环球企业家》说。华通机电是国内最大的高、低压电器、成套电气、仪器仪表、电力变压器等机电产品制造商之一，2007年销售额是36.3亿元，并有接近7000万美元的出口。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断路器对记者说，“10年前的价格甚至比现在的还要高。”这意味着华通机电一年的利润实际远远低于预期。在一次广交会上，他看到一个蜡烛企业推出造型新颖的蜡烛，三颗蜡烛利润就超过3美元，当时他感慨，相比之下，自己还处在利润生死线上。 能够制造出全球最具竞争力商品的温州却无法留住赖以生存的利润，这看起来有些奇怪——这个中国制造的勃兴之地在过去20年中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而现在却有数以百计家工厂弃之而去。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冷酷无情的低价竞争和日益严格的监管，这一传统优势制造中心在竞争中渐感吃力。新的劳动法加重的纳税负担，以及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日益走强的人民币，这一切都在挤占在温州占据绝对数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内的利润空间。 不仅如此，珠三角和长三角亦面临同样的困境，瑞士银行在年初的一份报告中称，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的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始。预言没错，在珠三角不少企业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部分厂商将永久停业，一些将搬迁到中国内陆，还有一些会迁出中国。而根据香港工业总会预计，珠三角地区的6万至7万家港资工厂中，今年将有10%停产，这一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跨国公司同样感到了变化，一项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及上海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今年3月对中国境内66家外资制造企业的调查显示，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
价格战的恶性循环
尽管如此，罗斌每天还是在工厂呆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一个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罗斌虽然年轻，但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柳市镇遍布。罗过去的经验一直认为，在这里，只要质量好、有信用、价格足够低，就不愁找不到买家，人们藉此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生产。 这种体制性弱点在眼下的温州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只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 对罗斌们来说，观察位于柳市镇中心的正泰、德力西的一举一动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柳市方圆不到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低压电器企业超过3000个，大多都是正泰、德力西的供应商——从自动剥线机到电阻成型机，断路器到电源开关，交流接触器到继电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数千家竞争者生产同样此新闻共有4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