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商业的三种力量

我们难以确切估量公司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改变。可以确信的是，一个公司化的中国，将更有机会把这个伟大的民族带出“历史的三峡”。如果对比一下1978年和2007年的中国，你会发现这期间发生有多么巨大的变化。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是谁重塑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面貌？

1984年10月，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一间20平米小房子里，联想的前身新技术发展公司诞生了。年轻的柳传志被任命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总经理。在上任前，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他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几个月前，国家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才刚刚触及到金融领域。在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基础上，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横空出世了，它被命名为 工商银行。

而在遥远的北欧国家芬兰，一个名叫约玛·奥利拉的年轻人此时刚刚加入一家名为诺基亚的公司。它过去是一个木材厂，现在是一个新兴的电信设备商。一年后，诺基亚瞄准了陌生的中国，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

23年后，这三家公司都有了戏剧性发展。

联想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通过并购IBMPC，而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脑厂商。

国有的工商银行，以2540亿的市值超过了老牌的花旗和汇丰，成为全球第一大银行。

而诺基亚在约玛·奥利拉的领导下，成了全球移动通信业的霸主。而中国则是其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仅仅在2006年，诺基亚就在中国卖出了5100万部手机。

三个公司，一个关键词——中国。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一直存在着三股力量：国有公司、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的1978－2008》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他将1984年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主角之一的萌芽完全是一场意外。事实上，即使伟人如邓小平，在其当年一手草绘的中国经济改革蓝图中，所思所想的也是如何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乃至企业，改造和提升上万家国有工厂。

但从一开始，两个世界的交流就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中德合资项目上海大众谈了整整十年。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唯一的坚持就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当时随大众公司来华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它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中国厂房后，略带讥讽地说：“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大多数跨国公司被中国市场的蛮荒荆棘所吓退，只有如松下、大众、西门子、可口可乐、GE等少数眼光长远者打下了第一棵桩。但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都没能给它的股东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即便如此，很多退却者也并没有真的远离，他们选择离大陆最近的资本主义据点香港安营，很多沟通中外的香港商人因此大获其利，

真正的披荆斩棘者出现在民间。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体制的堤防。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江浙一带的江阴温州萧山、出现在北京的中关村、出现在深圳蛇口等等，这些草莽英雄们凭借着企业家精神和生存智慧，顶着不期而至的政策风险，在资源、市场、人才、资金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不断积累壮大。

一边是计划体制的僵化失灵，一边是民营企业的无孔不入，许多高高在上的地方国营企业感受到了渡日的艰难。随着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厂长经理们上台，国企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等新名词不断涌现，当年的企业明星是步鑫生、马胜利。但这些不涉及的改革最终证明只是暂时延缓了国营企业的生命。它们中间的大多数注定要退出商业舞台。

从1984－1992年，是民营经济如野草勃兴，外资公司小心试水，国营企业步步败退的过程。

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主政者的目标。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而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的加入使得民营企业从边缘走向了主流。而凭借着手中的资源、关系，很多人在此后的房地产热中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中国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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