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倍感痛苦,你却不得不去做。就像医生一样,不能因为看着病人痛苦,自己也为此感觉痛苦,就不为病人看病,不为病人开药一样,那叫失职。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本事,能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朋友们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药。
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几年来走过的是一条风雨之路,备加艰辛之路。中国民营企业的死亡,原因当然也不像《科学投资》前面分析的那样简单,还有众多的原因可以导致企业的死亡。其中有些可以预防,有些不可以预防;有些可以避免,有些则难以避免;还有一些东西具有两面性,用好了,可以成为企业的臂膀,极大地帮助企业的发展,用不好,则会成为企业的祸害,甚至使企业死无葬身之地。像创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值得提倡的,大家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对某些企业来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创新,超出企业自身能力的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年万燕创新一个VCD机,花了无数的财力、物力,等VCD机“创新”出来以后,它却没有了余钱去打市场,只好看着自己创新的成果,白白被新科、先科、爱多、步步高、长虹等等后来者伸手摘了去。万燕是因为在VCD机的创新上投入太多,元气耗尽而死的。有人说,当初万燕发明VCD机时,如果聪明些申请了专利,万燕就不会死了。不但不会死,万燕光靠卖VCD机的专利,就可以发大财。问题是,有谁来买它的专利?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后来者在市场上推波助澜,群策群力,国内的VCD机市场又如何能够如此迅速地成长起来?一直到VCD机被淘汰,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VCD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即使一直到VCD机被淘汰的那一天,也从来没有形成过象样的市场。你去跟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谈VCD,没有几个人会知道VCD为何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万燕的专利卖给谁?它仍旧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有些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东西,具体到某个具体的企业,就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从这一点看,娃哈哈宗庆后、步步高段永平的“跟随战术”和“敢为人后”不无道理,尽管对于宗庆后、段永平如此高“段位”的企业家来说,有时未免谨小慎微得过分了一些。但谨小慎微,总比跑着去赶死好。
此外,像山东新世纪的张建光、哈慈集团郭梓文失策于多元化。张建光失利后遗世远遁,郭梓文带领家族黯然离开其一手打造的哈慈帝国;湖南雪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老板方继东失利于“国企改造”,几千万元投资全打了水漂。自国企改革深化,国家允许、鼓励民企参股、并购、收购国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政策陆续出台,一些民营企业家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吃白食,发大财,“空手套白狼”的机会再次来临,跃跃欲试,结果折戟沉沙者众,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新陷阱。其实早在1997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一些民营企业认为吃白食和“空手套白狼”的机会来临的时候,王石就说了一句话。王石说:“现在国家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我提个醒,新兴企业集团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现在对‘无产者’来说是一个机会,绝对有10%到15%的人会因此成为‘有产者’,他们干下来再不好无非还是个‘无产者’,他们会去搏。但是对那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现在绝不是扩张的时候,要控制住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国家都不管,你怎么管?如果调整不好自己,不是你去兼并别人,而是被别人兼并。”可惜能听进逆耳忠言的人太少。王石的话,不是让人当成耳旁风,就是听了一笑而罢,现在后悔却已经迟了。还有中国人习惯的一窝风,也祸害了不少民营企业。柏杨说,中国人有喜欢跟风的传统,在做企业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几年前“主题公园”盛行的时候,据统计,国内共有超过1500多亿元资金投放在“主题公园”的建造上。这些投资除部分外资、少数国资外,大部分来自民营资本。全国“造宫运动”盛行时,仅华东地区就有《红楼梦》“大观园”7座,全国有各种各样的“西游记宫”近40座。江苏、湖北、河北、四川、山东都竖起了“水泊梁山”大旗,深圳、广州、杭州、长沙、上海都建起了“世界之窗”……这些投资大多以失败告终。还有政府无信和行政乱权对民营企业造成的困扰。泰安市普伦特电气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原泰安市鲁开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长友受该市一高科技园区的邀请进园办厂,结果却落了个高高兴兴进园去,灰头土脸出园来。工厂遭到砸抢,几百万的投资扔在那里,风吹日晒。周长友四处讨说法,原来信誓旦旦的那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却都变了脸,没有一个人说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周长友牢骚满腹,却束手无策。湖南株洲昌龙铸造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