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的作用。香港是内地和外国跨国公司都能接受的中间商,中国的外贸越多,香港的商机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没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经济老大哥”在边上,靠一个这么大的“老大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再次,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它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前后,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它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它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地,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外资资本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记者: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后来又赶上了禽流感和非典(SARS)两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给香港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两场公共卫生危机?
陈志武:主要归功于香港医疗人员,他们保留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在香港累积起来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他们的所为也证明,自由社会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会”。
正因为香港的医疗行业比内地远远更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我一直认为,香港应该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养老业,为内地的个人提供内地很难有的职业医疗与养老服务。
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今天的经济状况?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早晚会成为“第二个香港”。香港和上海,您觉得谁才会是今后中国的金融中心?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是不是在降低?还是说在增强?
陈志武: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问题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只有那样才有自生的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
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70年代之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知道,许多人说,随着大陆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它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记者:香港背靠内地、放眼世界,这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弊端?香港和内地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创造双赢格局?
陈志武:过去4年里,每年我都带几十位耶鲁大学的MBA学生来中国,参观考察中国公司和单位。每次我们都先飞到香港,然后再到上海等地。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因为这种顺序能给那些从没来过中国的外国学生一种很自然的适应过程,因为香港既流行英文,又在文化等许多方面最接近西方,给人的落差感最小。我知道,在硬件上上海、北京等内地城市越来越像香港,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