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凯撒 但可以理解凯撒

教科书上常说，由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性获得大解放，开启了近代世界的曙光。但这是语焉不详的。韦伯的解说明白得多，他说新教并非比旧教宽松，而是更为严厉，但它们的区别在于新教不是纯修行的宗教。旧教认为，你要想让上帝喜欢你，将来进入天国，你就必须摒弃人间俗务，一心侍奉上帝：或加入神职人员行列或遁入山林修行。新教徒是些手工业者，他们相信上帝不喜欢安逸的人而喜欢勤勉的人，他们所崇拜的圣徒保罗曾颁布过"不工作者，不得食"的人间戒律。所以他们一息尚存就勤奋于职业。旧教徒鄙视人间职业。新教徒则认为他们所做的人间职业是上帝的赋予，只有做好了这些职业上帝才喜欢，是为"尽天职"。由于有如此心理动力，原始的工商业才不断得到改进。新教徒生产的财富增多了，但他们吝于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安逸，上帝就又不喜欢你了，前功尽弃。于是他们必须把财富（资产）转化成资本，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上帝还有"爱邻人"的律令，所谓爱你的邻人才能进天国。这些新教徒即使在心里讨厌他们游惰成性的邻人，也不能鄙弃他们；但也不愿施舍他们，因为上帝喜欢以劳动尽天职的人，施舍别人无疑是把别人推向地狱。那么怎么办呢？新教徒便利用他们的手工业工场，雇佣这些邻人，让他们有一份职业，从"尽天职"中获救。这就产生了后来资本主义中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也由此有了雏形。

比马丁·路德派更严苛的一派新教是加尔文教派。这派宗教宣称，谁能进天国，上帝早预选好了，但天机不能泄漏，即使你今世勤勉一生，只要不在预选之列，一切努力都是白搭。是为"上帝预选说"。在宗教支配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恐怖消息。在这种精神压力下，人根据其心理，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破罐子破摔"，反正不知可否得救，努力也无用，那就好好享受现世吧，这造成了后来的冒险的资本主义。但另一种人，是大部分人，觉得尽管不能确知自己是否在上帝预选之列，但自己勤勉肯干，上帝看得见，即中国人所谓"老天爷有眼"，或许上帝宽赦，大笔一挥，把自己划到可以进天国的那一拨人里去也未可知，于是他们更不敢有邪恶心思，埋头于职业，通过一生努力，以求获得"救恩的确证"。这更加促进了财富的增进，促进了"爱邻人"，导致了后来的合理资本主义的出现。

世世代代接受"尽天职"的教育，哪怕你财富已很丰厚，也要忠于职业，不能坐享其成，招上帝厌恶。如此几百年过来，在欧洲培养出了一个勤勉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他们的精神--节制、敬业、勤勉、守信，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当然，韦伯在这里所说的，绝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经济形态上的，它完全可以换用成我们今天更容易接受的一个名词，即市场经济。

由上面一番理论，韦伯引申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生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应当确信只有欧洲才发展得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范式，只有它才具有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资本主义，但都没有发展成范式，相继消亡了。印度有以观察见长的自然学，但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东方的建筑学比西方古老得多，但东方始终没有解决圆顶问题；印刷术中国古已有之，但从没有产生报纸和期刊。同理，"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也有过自己的资本主义，但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缺少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特殊的精神气质。"在韦伯的另一部书《儒教与道教》中，他说宋元时期中国已有很发达的庄园经济和手工业工场，并开始使用纸币，从物质主义观点看，中国早应在欧洲之前发展出资本主义了，但却没有。原因在于中国掌握财富（资产）的大地主与官吏，太看重人间的安逸与享受，不知西方的"尽天职"，只是一味聚敛而不事投资，资产向资本转换的通道不畅，那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韦伯尚不知道中国清代的贪官和珅，富可敌国，他应该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人了，但他们这种腐败分子，把聚敛来的财产藏着掖着，生恐人知，像蟒蛇一样吃饱了慢慢消化，过寄生虫式的生活。他们的财富（资产）被耗掉，而不是用来投资增值。

"我是由市民资产阶级的观点与理想教养而成的。"

这是韦伯的自认，也是他的自傲。他认为近代欧洲的最大优点，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勤勉诚信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如果由几个来路不正的巨富与大片的赤贫者组成，这个社会绝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唯有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安宁与秩序才是和谐之源。韦伯的观点为哈贝马斯关于公民社会的探索开了先河。公民社会的基本成员就是中产阶级，他们自己制订规则，按规则办事，并且监督规则的执行，因为他们需要公平、安宁与秩序。

现代大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某书的某处写道："一个民族如果产生过一个罗伯斯庇尔，那么这个民族是可敬的；一个民族如果不断产生罗伯斯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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