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直陈他的困惑:"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这种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甚至乞丐。可以说,凡是具备了机会,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那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奴隶制时代的奴隶主、中世纪的高利贷者、赌徒、讼棍,连街上的乞丐在内,这些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比工商业者贪婪,为什么他们的贪婪没有造就成一个有序的制度?"金钱欲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就像战争与海盗行径一样。"可见人性中的贪婪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
韦伯观察现实,以比较的眼光,发现当今的资本主义恰恰表现为一系列比以前更为公平的规章制度和伦理规范,这些东西正是用来节制而不是放纵人性的贪婪的。他举资本主义的企业为例。企业固然要连续地获取利润,但它必须合规,如果不择手段去谋利,那么加于它的惩罚,它侥幸可以逃过一时,但不会每次必成,所以投机的企业注定要灭亡。使一个企业连续地壮大起来的力量在于"不逾规"的稳健经营智术;而绝不在于冒险家式的投机。资本主义特征正是这种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理性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系列合理的规章制度。
当然,韦伯也看到了当时大量存在的非理性行为,如非人性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等,但他认为这绝不是主体性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恰是节制与秩序。"事实上,具有合理的成文宪法,合理地制订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或法律、由经过训练的官吏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这些才是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因此,韦伯声称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合理的资本主义,或称节制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冒险的资本主义。合理资本主义是主体,但正如一切事物皆有正反两面一样,还有一种异化物,它是基于人性、由历史悠久地遗传而来的东西,那就是冒险的资本主义。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应当探索作为主体的合理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不能认次为主。
韦伯顺带还批评了仅仅从物质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近代财富大增,即资本额在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才导致了有人可以以巨量资本雇佣他人劳动的制度,即资本主义。韦伯说:"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资本额的问题,而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产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作为其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过来则不正确。"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中都曾产生过富可敌国的巨商,远比欧洲的为强,但他们的财富没有导致出资本主义。
那么合理的资本主义及其精神从何而来?韦伯这才追溯到新教。什么是新教呢?这要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说起。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基督教是一统的,世界上有一些"特选的人",众人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倾听上帝的声音,这就是教会神职人员。他们不务人间的劳动(职业),以代上帝宣言和代上帝听取众人忏悔为能事。这种垄断的权利导致腐化,即韦伯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神职人员谎称摒绝财富就可以进天国,诸如"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使得许多人把财产捐给教会赎罪。后来教会干脆卖起"赎罪券"以搜刮民财,至16世纪教皇利奥十世达于极限。由此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改革。马丁·路德强调每个人都直接可以与上帝相通,不必教会神职人员作中介。广大手工业者受教会盘剥最甚,于是跟从马丁·路德的主张,另起炉灶,是为基督新教,以区别于罗马教皇的"旧教"。但罗马教会是不会善甘罢休的,于是兵戎相见,直到1648年西发利亚会议才结束战争,确认信仰自由。从此新教与旧教并列,在欧洲版图上的划分,大致为:北欧国家、英国、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