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
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
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
“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
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
但是,达沃斯论坛始终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难题。据潘承烈回忆,达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虽然看似越来越多的华裔,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达沃斯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达沃斯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后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
更大的难题是议题设置。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话题在达沃斯上炙手可热,但是,不少中国参会者都感觉讨论相当初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达沃斯对中国虽然足够关注,但是理解未见得足够深入。
“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达沃斯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达沃斯是一个外国机构,对中国的了解很浅,“外国人、华裔和非常少数的中国人,都非常年轻,你说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
“达沃斯最无聊之处就在于谈中国。去的中国人太少了,嘉宾凑不够,就邀请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讨论中国话题,或者是请一个中国管理咨询专家评论中国环保问题,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赵民直言,“总有人说中国人在达沃斯是过不了语言关,这很可笑。谁规定中国移动的老总必须要说英语,行业讨论配一个同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反而被放大了。”
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议,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如果感觉势单力薄就发言很少,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这种负面的评价已经反馈给达沃斯,张励告诉记者,夏季达沃斯最重头的工作,即是如何让中国企业家更有效的参与到论坛中,这些会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安排来保障。“重点不是把中国企业会员数量增多,而是怎么让现有的会员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平台。”
张励认为,夏季达沃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会议太多了,竞争激烈。“要不断地解释: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不能有长时间的演讲?参会能够得到什么?”
达沃斯的三大价值观“平等、非正式、发人深思”,看似简单,要照搬到中国来并不容易。在达沃斯,国家元首带随从最多不过10多个人,世界首富经常单身前往。这让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很不适应。达沃斯需要在保证论坛品质和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把中国因素都容纳进来。“一个大的冲突是,达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对话,但是有些领导更喜欢大段时间的发言。于江告诉记者,“要把冬季达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贝到中国来很难,可能需要几届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