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30 来源: 招商证券()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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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的是，产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中国为世界生产的结局必将是拉动国内生产要素和非贸易型投入品的需求扩张甚至价格重估。原因很简单，中国为全球生产，中国也必然需要全球的生产要素，然而，劳动力、房地产、基础设施等不可贸易性注定了其需求的大幅扩张甚至价格的持续重估，这为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消费升级行业、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行业提供了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在劳动力、房地产等价格重估完毕，从而改变世界产业转移流向之前，中国为世界生产的格局难以在短期逆转。
汇率升值之所以难以根本改变中国出口的趋势，原因在于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以及出口结构的改变可能大大弱化汇率升值的冲击。
3.2“中国因素”的拓展：从需求到供给
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新一轮产业转移伴随着中国产能的扩张和国际产能的压缩，而这种模式正在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博弈能力。我们不妨以钢铁为例进行明。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钢铁新增产量占全球新增产量的比重大幅提高，2006年达70%，这意味着，全球钢铁的新增需求大多是由中国供给，这也是钢铁产业向中国转移之后的必然结果。产业转移导致中国产量在世界产量的比重上升后，中国产量的波动将会明显影响国际产品价格。因此，如果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抑制中国钢铁出口的话，那么国际钢价可能出现上升并加大国际国内价格差，价差加大最终势必仍将拉动中国钢铁出口。因此，产业转移大大拓展了“中国因素”的含义，中国因素不仅仅体现为“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价格上涨”，还将体现为“中国不出口什么，什么价格上涨”。
这是事实上体现了新的产业转移模式下，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同时，恰恰也说明中国的出口可能难以受汇率升值、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而迅速缩减，除了钢铁之外，在造船、工程机械等行业这种特征也日益明显。总体上看，近几年来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的上涨很可能也是中国产业国际议价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3.3小结
本部分我们想说明的是，中国的出口模式已经不在简单遵循90年代FDI——加工制造——出口的简单模式，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出现了新的特征：新的产业转移是以中国产能的扩张和国际产能的压缩为表现形式的，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国际议价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减少出口”的经济学原理忽略了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贸易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简单的说，如果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能够超越汇率升值的速度，那么汇率升值未必能够对出口的减少起到多少作用。相反，在汇率升值的压力下，企业将有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压力和冲动，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基于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以及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汇率升值很难对抑制出口起到有效作用。
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附带结果就是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而生产要素和非贸易品价格的重估必将最终逐步改变产业转移的流向，然而，这一过程会相当漫长。我们根据真实劳动力竞争优势的损失速度推算，产业向中国转入的过程仍将持续近5-10年，而在生产要素价格大幅重估结束之前，汇率升值不大可能改变中国为世界生产的格局。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产业转移趋势和新特征，还是汇率升值，抑或中国产业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看，中国出口主导的国内总需求扩张过程都将继续下去，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持续提高的过程也可能维持下去，并继续成为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主要力量。
四、政策错配与供给管理减缓总供给曲线右移速度
4.1政策错配减缓供给曲线右移速度
在谈政策错配之前，我们先来比较分析一下93年、04年和07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的核心目的是想看一看在三次经济过热中主导拉动因素有何不同，以及调控政策的取向选择及其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
按照前文中提到的标准，这三次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需求拉动的通胀。然而，我们比较发现，尽管93年和04年通货膨胀也是需求拉动的通胀，但是从拉动总需求的主要力量来看，均由投资主导，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很小甚至为负值。最令我们记忆犹新的可能就是2004年的情况，在投资主导的经济过热和通胀背景下，经常账户甚至出现过贸易逆差。随着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物价涨幅均出现回落。
然而，正如前文分析过的，2007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出口主导的总需求扩张带来的，这是本次通胀不同于前三次的最突出特点，这意味着如果抑制通胀的话，那么对症下药的方法应该是汇率升值或者其他的贸易手段抑制出口需求，而非加息等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称政府的这种政策选择错位为政策错配。
不同的政策选择将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我们知道，投资在当期是需求，但在下一期形成供给，因此前三次通货膨胀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背景下，控制投资就控制了需求，而且投资形成的产能决定了下一期供给曲线的右移和价格指数的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