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小凯先生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杨小凯的去世对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是一种极大的损失，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具有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学者。杨小凯的社会经济思想很多，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关于产权保护所必需的宪政制度的观点。

在7月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杨小凯追悼会上，周其仁教授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因为他的框架很简单，几十年来就是如此，就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最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这些认识经过很多年的工作大家已达成共识。但是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得到很多其他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政府)。而国家是惟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

换句话说，虽然产权保护的好处是我们的共识，但要达到那种状态却远比我们想到的要难得多。就像我们以前的经验所证明的，仅仅有书面法律还不能算任务已完成，对产权保护上了宪法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到底如何达到“产权保护”状态呢？那种状态又需要什么相配的制度呢？接下来，我们试着按杨小凯先生的思路来回答这些问题。

产权保护来自司法独立

为了保证老百姓和公司的财产不受侵犯，所以要有一部法律给他们提供保护，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政府不同部门使原来合法的东西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政府来给老百姓和公司提供产权保护，这应该是最核心的产权保护概念。认清这一点是所有讨论产权保护问题的前提。

当然，我们讲产权保护，自然也包括下面这类情况，张三怕李四把他的钱或财产拿走，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发生的频率可能很高。但，民间成员之间的产权侵犯相对于政府对民间成员产权的侵犯来说，其损害程度就小多了。民间之所以有发生产权被他人、公司或社团侵犯的可能性，往往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群有势力的人或者黑帮在为他们撑腰，有势力撑腰的人对产权所有者进行侵犯是会发生的。但是，他们要侵犯他人的产权，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舆论、警察等方面的压力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因为，强势的一方毕竟多少会感觉到他们是非法的，也会怕警察的最终介入。这类产权纠纷、产权侵犯相对容易解决。

相比之下，如果是行政部门没收某个社会成员的财产或者是通过行政指令把其产权变成非法，则情况就大为不同，社会压力不一定管用，警察也不一定会出面，因为政府是惟一可以在合法名义下重写游戏规则、把本来合法的产权变成非法产权的机构，因此行政部门对产权的侵犯可以名正言顺。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老百姓的产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行政部门。

一旦我们认清了这个要点，老百姓财产得到真正保护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就很好理解。其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法院必须独立于行政。在老百姓的产权受到威胁、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而且对法院的公正必须有信心，否则他们就没有别的途径，可能逼着他们求救于暴力。如果法院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行政，那么当行政部门侵害老百姓产权时，老百姓就无路可走了。

中产阶层与产权保护

许多人会提出，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司法独立，但也很难有成功的产权保护，比如，像拉美、印度等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像印度和很多拉美国家，他们有民选的代议制政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真正的产权保护是一个极其微妙的社会状态。

在代议制国家，不是说他们的民选投票本身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看多数的选民是要求对产权保护还是不要求对产权保护。如果大多数人是穷人，中产阶层很小，小部分人是富人，如果是由老百姓来选举议员，那么想推动保护私人财产立法的候选人是不会被选上的，因为无产者是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愿望的。所以，在那些中产阶层人数很小的社会里，反而是主张在当选之后要推动剥夺或者是侵犯有钱人财产的人往往会被选上。

在一个社会里，只有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才有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财产，如果他们的财产被践踏，他们就会不干。他们就有产权保护的愿望，就会去投票给那些想推动产权保护立法的候选人。

而印度就没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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