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枣农民生存状态调查：无力承担高价摊位费

几年前，李年红携妻带子来到洛阳，开始经营小生意。

“水电费每月50元，房租每个月210元，四口人生活费每个月500元！仅这些基本开支，算下来每个月都要700元。这还不包括给家里的药费。”李年红扳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给记者算。他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平均也就是1000元左右，整个家庭的压力都在他的肩膀头上担着。自己每天凌晨4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经济上的压力使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

董崇德说，老伴身体还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在家种点西瓜，每到西瓜成熟的时候，就让年红从家里拉瓜到洛阳城里卖，尽量减轻他的负担。有时候，也种点其他东西让他拿到城里去卖，以减轻年红的经济负担。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李年红备感到生活在城市里的压力。今年，16岁的女儿要学电脑，一下子就交了2100元的学费，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因为属于借读性质，学校让一次性交了三年的借读费1800元。

“我们几乎一个月也不吃一次肉，更不用说买衣服了，能省点就省点，尽量让孩子受点好教育。”李年红说，“城市管理越来越严，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

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

枣完撒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备受着家庭与城市双重压力的煎熬，李年红的精神压力也达到了极限，8月24日的含泪撒枣事件成为李年红的爆发点。

“当我一步一步拉着整整一车枣走上洛阳市九都路涧河桥时，心情跌落到了极点。那一刻，酸甜苦辣咸，全都涌了上来。”李年红说，枣完撒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今天回来咋恁早？”

“倒了！”面对妻子的疑惑、不解与诧异的表情，李年红没好气地说。

“咋倒了？”

“总被人撵！”

……

“我觉得自己这是一种抗争精神！”谈及对撒枣事件的看法，他给自己的举动作了一个评价，“老婆也支持我，认为我的举动是一种壮举！”

李年红说，事件发生以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在寻找他，希望通过剖析这一个案事件，来关注进城农民医疗、就业、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等。事实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农民工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付出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李年红说，现在看来他的目的在于呼吁城市管理者能够开放更多的市场，期望城市相关职能部门能给予同他一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这一类人、这一群人更多的空间。他也一直认为，如果自己在正常的状态下，也不会走到这样一个极端，现在觉得自己的举动值得。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希望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在一些人的眼中“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对于本报的采访，他不希望刊发，只是深入性地聊聊他的事件以及事件给他身后的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生存设想

“支持城市创卫，如果摊位费能降一半，我也愿意进市场”

“城市需要文明，需要有序，我对城市的创卫是支持的。”

李年红说，他并不是不想进入市场，关键在于摊位费过高，家庭负担过重，。如果能把现行摊位费用降到一半，基本上很多人就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