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企工作过的人不会像下岗工人那样害怕失业,外企员工通常不会因为技能和知识不够、铁饭碗端的时间长了害怕竞争、害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在朗讯这样的公司工作过的人真的很好找工作,只要你不是特别在乎工资高点或低点。”
点评: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文化修养,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使戴霞这样的中产者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这种温和的保守性,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的作用。
“希望政府变得更好”
人物:王以超,32岁,《财经》杂志记者
1999年,王以超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那些年,这所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在选择毕业去向时更多地倾向于:出国、到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进公司。
王以超没有选择出国,一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二是申请国外大学和办理出国手续要花很多的钱,这对农村出来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王以超也没有选择到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在做毕业论文期间,他曾在四川的一家科研机构实习过,在那里,他看到为了一篇论文的署名到底是把书记署在前面还是把所长署在前面,大家会明争暗斗,而真正干事的人的名字反倒署在最后面。这让王以超对国内的研究机构非常失望。
王以超读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核电子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这两个专业和他现在所从事的财经报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王以超在校时酷爱写作,其作品多次被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竞标》栏目选中。这样的兴趣和爱好让他在选择工作时,很自然地把目光盯准了媒体。
王以超最先把简历投给《南方周末》,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广州,但广州之行让他感到《南方周末》似乎更适合比较成熟的记者。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羊城晚报》科教文化部,负责科技和教育的报道。
王以超在《羊城晚报》只做了一年便离开了那里。此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新闻社经济部的一名记者,在这里,他开始尝试并逐渐喜欢上了经济报道。但“中新社”的传统体制以及低微的薪水让王以超再度萌生去意。
“我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跳槽的人,我比较喜欢单纯地考虑业务上的事情,如果工作气氛和谐,我还是愿意在一个单位长期做下去的。”
2001年10月,王以超成为《财经》杂志的记者。作为全国最著名的财经杂志,《财经》给了王以超一种处于华山之巅的感觉,在这里,他找到了职业荣誉感。
“对于记者来说,《财经》可以说是最好的平台,它的报道比较职业化,不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新闻事实准确就可以。在《财经》,我们最主要的学习对象不是国内媒体,而是《纽约时报》的经济报道,他们做的报道很专业、很成熟。”
在《财经》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中,一个主力记者的月收入通常会在8000-10000元之间。王以超说他对现状比较满意,很想在《财经》长期做下去。
“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一家媒体连续做几十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们媒体的专业化分工非常细,门槛很高,所以,要做到主流媒体的记者很不容易。中国媒体还不够专业,记者们可以频繁地跳槽,一个人如果到退休时还是记者大家就会觉得不正常。”
王以超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闻从业人员中会有那么多的短期行为,因为中国媒体的环境实在是不可预期,一家媒体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而关门,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不知道10年后会怎样。
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有着较高的关注,虽然因为缺少现实的参与渠道,他的这种参与热情已经降低,但他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