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仍未上市的PE公司,凯雷每期基金6至8年的管理期让其可以做一些较为长线的投资。凯雷在最终决定投资太保时,已经做好了2005、2006年亏损的准备,并做好了连续7年的业绩预算。也就是说,凯雷对于太保,至少是一个5至7年的承诺,而非寻求立竿见影的财务回报。
而这也是曾就职于柯达、可口可乐两家消费品巨头的施维德在加盟凯雷时所看重的:“在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现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在急速增长,但是未来这种增长很可能会放缓,管理层需要现在就考虑未来5到10年的战略,而凯雷就能在市场、研发等多方面帮助这些企业作好准备。”
同样重要的是,凯雷的团队用4个时间完成的尽职调查,浮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
在走访16家分公司,每处面访10到15名各个层级的工作人员后,凯雷作出了一份三四十页的的总结性报告。而其中一个关键性结论,是太保并不缺乏人才,执行力也不错,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从集团层面自上而下的清晰战略,以及人尽其职的管理架构。
与此同时,凯雷还开始与潘昌讨论加盟问题。早在1990年代初太保还未成立之时,潘就代表美国安泰人寿与正在组建的太保有所接触。也是在他的促成下,1998年,两家公司合资成立太平洋安泰。甚至,2001年时,他还曾代表安泰去考察过投资太保的可能性。
而这个对太保的成长历史颇为熟悉的旁观者的意见是:太保可以改,但并非使用惯常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潘用几句话就展现了一种可以预见的局面:一进入就裁员,产品全改,成本降下来,业务量也降下来,但是利润会提升。然后开始训练一批新的中高层,新人三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但是公司所有的人才已经流失殆尽。“结果三年后和三年前一样”,潘昌预言说。
而反向的案例,即他在台湾安泰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美国总公司给其充分的自主权,能够独立的作出决定。他认为,太保变化的根本在于各层员工能否独立思考,能否承担责任与风险。
这两种意见共同指向了凯雷日后的选择。在投资之后的近2年时间里,除了凯雷并购基金的杨向东和冯军元加入董事会,它只给太保带来了四张新面孔:除了潘昌,还有来自保德信的郎大伟(David W.Wolf),以及新的总精算师和投资总监。
进入太保
2005年、2007年,凯雷先后两次投资于太平洋保险,毫无悬念的成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投资。
而这一项目随后的进程,则将充分展现这家PE公司对于其被投企业的影响可以发挥到何种程度。
凯雷与太保的接触始于2002年,正式的谈判则从2003年2月开始,到2005年底签约,全程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关于它的漫长,内部人士乐于说起一个玩笑:负责太保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冯军元,在这一期间有两个孩子出世。
这一“漫长的婚约”之所以能够达成,有赖于多种因素。但居于主流的两个原因是:客观上,作为一家PE公司,凯雷能够较为长期的承担风险,这正契合太保所在的寿险行业需要长期投资的特性;主观上,凯雷投资一家企业的意图,并非依据自身意志彻底改变被投企业,而是通过改变机制、流程,让其原有员工发挥更大效能。
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间,太保并先后跟花旗、安泰、AIG等8家公司进行过认真的商谈,遇到普遍的担忧是:已经上市的金融巨头们不愿牺牲短期利益,对寿险业务进行长期投资;而且,想全面改变这家拥有十余年历史、由32家分公司的中国第三大保险公司,需要巨大的人力。因此,有人建议,将投资分十年付清,以此降低投资风险。这是太保所无法接受的。
作为仍未上市的PE公司,凯雷每期基金6至8年的管理期让其可以做一些较为长线的投资。凯雷在最终决定投资太保时,已经做好了2005、2006年亏损的准备,并做好了连续7年的业绩预算。也就是说,凯雷对于太保,至少是一个5至7年的承诺,而非寻求立竿见影的财务回报。
而这也是曾就职于柯达、可口可乐两家消费品巨头的施维德在加盟凯雷时所看重的:“在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现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在急速增长,但是未来这种增长很可能会放缓,管理层需要现在就考虑未来5到10年的战略,而凯雷就能在市场、研发等多方面帮助这些企业作好准备。”
同样重要的是,凯雷的团队用4个时间完成的尽职调查,浮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
在走访16家分公司,每处面访10到15名各个层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