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5-19 来源: 人民网()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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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选秀”中被外资金融机构相中，作为城商行最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为其置备了丰厚的嫁奁，令民资股东和外资股东蜂拥而至。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眉来眼去”后，民资股东显得有些弱势，外资股东成为上上下下最为中意的“夫婿”。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近日指出，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下称城商行）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这是其今后发展的重大缺陷。而2006年底是银监会给这批“落后分子”划定的达标最后大限。
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不良贷款比重，国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两方面同时采取了扶持措施。处于银行结构第三极的城商行，自然不敢奢望获得四大银行那样的双重待遇，但上万家农村信用社却获得了财政注资的“甘霖”，这让很多城商行的行长感到莫大失落。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证资本充足率迅速冲刺到8%以上，又要补足坏账准备金，城商行的惟一选择就是吸纳上千亿的资金去增资扩股。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选秀”中被相中，作为城商行最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为其置备了丰厚的嫁奁。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在这场“比武招亲”中开始抢夺城商行的“绣球”，两者结局各异。
民营股东风光不再
在补充资本金的风潮之下，大量的民间资本涌进了城商行。截至2003年末，全部城商行的总资产为14622亿元，其中属于民营企业的比例超过了30%。但是，民资参股比例扶摇直上的势头就此嘎然而止。
城商行的“民营化”改造，在2002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当时的政策背景，是央行不希望新设民营银行，而希望将有意进军金融业的民资引入已有的城商行、农信社等老机构中去。在当年举行的“第三届城商行发展论坛”上，央行非常鲜明地抛出了欢迎民资参股甚至由几家民资控股一家城商行的论调。
先于政策一步的银川商业银行的做法，在“第三届城商行发展论坛”上得到了央行的公开肯定和鼓励。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就有十多家城商行的董事长、行长表示要去银川考察学习；西安商业银行将2001年底的净资产作为增资标准，以每股1元的价格撒出“英雄贴”后，竟然在短短的数天内，拟认购的民资金额达到了28亿元；另一家城商行的行长说，民资有自己上门的，也有政府部门介绍的。往往是刚答应一家，马上又扑上来七八家，简直招架不住。
然而，有民资涌进的不少城商行接踵而至地遇到了问题。由于巨额汇票存在严重问题，民资股东出任的成都商业银行行长上任后不久即被捕；民资西洋肥业在贵阳商业银行参股1900万元，但其从中取得的贷款迅速超过了投资；因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等 “三架马车”崩盘，新疆德隆参股多家城商行的问题旋即暴露……
其实，无论是城商行自身，还是央行，当初对民资的热情相拥，除了借增资扩股补充资本金外，通过股权分散制衡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也是重要的考量。而银监会对政府大股东价值的重新认识，基于两点。一是民资股东非但不能制约政府股东，而且对红利的分配表现出竭泽而渔的“急吼吼”，以至于相当多城商行会将80%的年度经营利润给分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调查时竟然还发现有分红金额占年度净利90%的。如此一来，使得城商行很难在资本金方面形成自身的“造血”机制；二是股权比重减少后，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支持力度小多了，而“奄奄一息”的城商行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经营比以前更加艰难。
外资才是白马王子
民营企业力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济南商业银行的持股为15%，虽然从2002年开始就是第一大股东了，但直到2004年夏天才在董事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与此相反，2004年11月才入股11%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不但派出了业务拓展部总经理Richard·Williamson出任济南商业银行的董事，而且他还被邀请直接辅助行长郭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中一外高管的搭档之下，济南商业银行2005年的春天异常繁忙，总计有35项业务创新和流程再造计划全面启动。
在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入住之前，济南商业银行经历过三轮主要面向民资的增资扩股。民间资本的输血，对提高济南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好处是极其实在的。第三次股改后至2003年年底，济南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高达199.43亿元，各项主要指标增长速度均达到30%以上。但是董事会的“财政色彩”却一成不变，董事会多数成员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对民资的高度警觉相比，城商行对外资入股普遍持积极欢迎的态度，无疑，济南商业银行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且，监管层也是厚爱有加。自从刘明康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后，他就在多个场合对南京商业银行进行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