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上海人民电器厂的工程师,王书成回忆说:“听到合资的消息,最早我也非常赞成。合资可以引进技术、提高我们的产品,还有机会出口创汇,这些都是大家的初衷。”
于是,局里的领导、作为合资主体的上电股份及其下级公司上海机床电器厂有关领导,由工厂出钱,一批批地到法国去考察。在一种非常乐观的气氛下,协议在1996年4月签订。
中外双方出资比例为40:60,上电股份作为合作方,拿出上海电器厂最好的设备、厂房和500多骨干,从西门子买来新技术进入新的合资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合资厂拿走的是我们最好的资源,除了有形的资产,还有我们市场。”周光华说,合资厂生产的就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从西门子引进的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被挑剩”的其余人员和设备、厂房依然归上海机床电器厂。
最令周光华们想不通的是,根据当时的协议,上海机床电器厂不能再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这相当于是掐断了我们的命脉。因为当时客户称我们是‘交流接触器大王’。”
上海人民电器厂与施耐德的合资也如出一辙。上海施耐德配电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14日,施耐德持股60%,上电股份持股40%,上海人民电器厂出资买地皮、建厂和输出技术和管理人员,施耐德出软技术和产品。同样,按照协议,上海人民电器厂不能生产与合资厂有竞争关系的产品,也不能开发同类产品。
合资后,时任开发部主任的王书成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批技术人员“上书”反对合资,但是遗憾的是,“有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施耐德的意图。”
合资变控制
1997年,在合资公司还处于亏损的情况下,施耐德要求增资继续投入。根据上电股份上市公告,公司过去几年因为合资支出过多,1996年度净利润下降了64.58%,在此情况下,上电股份无力按比例追加股份,于是中方股比下调为20%。
周光华称,合资公司在初期“总是要亏损”。另外,合资公司的总经理、财务、销售、技术都是施耐德派驻的人,中方派来了副总和人事经理,如果对方从法国采购高价的零配件、给法国工作人员发高薪,这样的财务安排都是“悉听尊便”的。
另据王书成介绍,拿出优质资产和人才注入合资公司以后,上海机床电器厂和上海人民电器厂一样,遭遇了客户流失、市场萎缩、盈利每况愈下的危机。
于是,1999年,上电股份作了一个沉痛的决定——无偿让出20%股份,换回上海人民电器厂生产新产品的权利。
“新产品推出市场后,挽救了上海人民电器厂,2006年,上海人民电器厂的产值已经相当高了。可惜的是上海机床电器厂,从此没有缓过劲来。”王书成惋惜地评价昔日的伙伴。
而对周光华和陶育良而言,接下来是最不堪的几年。除了在合资过程中,出让了过多的权利外,在市场上,外资产品和民营低端低压产品的双重挤压也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低压电器产业基地向乐清柳市镇转移的大背景下,周光华说:“我们腹背受敌,效益越来越不好,就越没有财力投入研发和开发新产品。”
陶育良也客观地说,其实越到后期,工厂的旧机制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市场的反应也越来越迟钝,如民营企业上一个新品只要3个月,可是这边却要花上一年……
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后开始生产施耐德自有品牌产品,合资公司表示无偿让出生产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生产权,无偿将零部件转让给上海机床电器厂。
但是这个“施舍”来得太晚。上海机床电器厂已经回天乏术,有过三个月发不出工资的艰难时刻,年底经常靠上级出资“救济”。最糟糕的是,市场已经遗忘了这个昔日老大,上海机床电器厂的金字招牌大大贬值。
到2004年时,原书记和厂长都调走,高层只剩工会主席,陶育良等一批老员工回家每月拿650元的内退工资。新的厂长和书记到厂后,主要任务就是收拾残局,完成转制。
2006年5月底,来自柳市的黄旭春以332万元接手了上海机床电器厂,结束了这家老厂约50年的国有历史。
相关报道
谁来反思合资案?
回首上海机床电器厂曲折的历史,周光华已经没有愤怒,只是淡淡地说:“当年,可是我们厂里出钱让领导们到法国去考察的。合资成功了,厂子倒了,领导走了,却没有人对此负责。现在合资公司每年效益很好,但是中方也只是每年拿个投资收益,而且这个钱并没有进入我们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