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夯实基础,围绕加快推进“三化”进程,合理布局以水、电、路和城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加快发展、率先崛起构建坚实的平台。
四是营造极点,就是要营造长株潭这一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这是湖南崛起的必然选择和希望所在。湖南要赶超湖北,要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一个可与武汉比肩的核心增长极,并力争成为中部地区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投资热点。
《21世纪》:观察中部各省的战略规划可以发现,各地都将发展交通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未来中部的交通能否成为其比较优势之一?
林毅夫:在我看来这主要取决于西部发展得如何。比如美国,由于其东部、西部都比较发达,连接东西部的中部自然就具备了交通优势。从目前情况看,中部的一些交通枢纽地带有一些城市具备有交通带来的发展潜力,比如武汉、郑州、长沙等,但还多是单个城市,没有像东部一样形成城市群,还是“点”,而不是“面”,而能否形成“面”,取决于中部自身经济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
权衡“中部崛起”的市场与政策力量
《21世纪》:中部各省能否实现产业联动,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中部产业带?中部能否与东、西部实现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达至“承东启西、联结南北”?
林毅夫:一个地区的发展,必然会与周边地区联动,形成整体向上的力量。比如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便一方面为中部和西部发展腾出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为这些地区发展提供了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中部的发展对于西部来说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同时也会为东部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李善同:中部的发展,对于推进中国总体发展至关重要。从目前情况看,加强中部与东部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中部发展的龙头不在中部,而是在东部,因为那里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市场规模大,外向程度高。我们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会形成四带一区(东北地区)的说法,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京津呼包银经济带,这些经济带的龙头也都在东部沿海。
《21世纪》:西部大开发目前还在打基础阶段,其政策性优惠的持续会否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
李善同:说到西部大开发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意义,我与同事曾有过这样一次有趣的争论。同事衔蛴呕菡撸拖裨诘厣贤诹艘坏拦担匀痪突崃鞯焦道铮晃业姆床凳牵鞑康厥平细撸獾拦档猛诙嗌睿拍馨阉悠皆轿鞑磕兀?/P>
其实我要讲的道理也在其中。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获得的政策优惠,不会抢走本属于中部的发展机遇,因为至少这十年,西部大开发将处在打基础阶段,主要是利用国债项目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解决通道问题。至于到产业的发展,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中部不同,前面讲了其所具有的自然、历史、人文和区位优势,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规律的作用永远不可低估。中部发展滞后,并非源于“政策洼地”,这同中国大多数区域发展问题一样,多源自自然、历史人文和体制问题。
《21世纪》:以西部大开发为例,政策拉力与市场配置资源,哪一个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林毅夫: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目前西部大开发主要是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产业转移和发展的角度讲,中部相对于西部优势更为明显。
《21世纪》:那么,中部崛起在寻求政策支持和市场发展方面,如何权衡呢?
李善同:我认为,从机遇出发看中部发展,可以使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更为积极和开阔,而不仅仅囿于被动的政策攀比。
1980年代东部的发展,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关系密切,而现在中部的发展,同样面临东部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产业转移牵扯到一系列政策结构和资金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但所需政策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沿海政策、从扶贫角度出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老工业基地政策肯定不同。
因而中部目前最该做的是,研究自己,研究发展。在客观分析自己情况的基础上,使已有的政策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同时狠抓落实;当然,这并不排除针对自身其他发展特点推动相关政策出台,但这种政策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简单“你有我也有”的政策攀比。
田成平:我们建议中央完善扶持政策,增加转移支付,特别是在建立煤炭开采补偿机制、完善煤炭资源税调控功能、改造老矿区和资源型城市、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山西的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