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能源。比如山西的煤炭,此外江西、安徽也有一些,在能源紧缺的今天,能源产品价格又已经大多放开的情况下,这一优势将越来越重要。
李善同:我们曾经做过产业结构相似性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中国总体的产业结构最为相似,比如农业为主,农业人口比重大等。
因而,中部农业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解决中部问题十分重要,而且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也十分关键。近两年中央对于农业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直接推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措施,这对于维护粮食安全和推动三农问题解决很重要,今后的政策还需向更深一步发展,农业研究也要有新突破,而不仅停留在维持和补救上,要着眼于建立一个农业自身良性循环的机制。
农业人口多,耕地少,生产规模小,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等,既是中部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也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有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对于中部更为适用?这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两种模式中,我个人更倾向于目前应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和升级,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总体竞争力,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土地,而且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1世纪》:对于中部来说,所占比重较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能否化劣势为优势?
林毅夫: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那么农业和农业人口就是中部的劣势和难点,比如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对于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控制等;但反过来,如果你以市场的眼光看待农业和粮食生产、看待农业人口,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比如在东部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的背景下,中部仍具备劳动力价格优势,且劳工素质较高,有些东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会转移到中部来;在东部逐渐腾出农产品市场的背景下,这里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和农业生产条件的优势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所以,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观察视角和对产业发展的选择,客观分析了自己的特点,在产业发展上扬长避短,按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就能将劳动力价格优势、粮食等农产品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
《21世纪》:中部的主要产品如粮食、能源等,有不少是战略产品,市场对于价格的决定作用还受制于国家政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毅夫:尽管粮食、能源的价格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政府管制,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及体制改革的加快,政府对于这类产品的管制将会越来越少,而相应的政策补偿机制和能够良性循环的体制将逐步建立起来。这都将有利于中部的发展。
而且,在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卖资源和原材料是不是就一定不好,这很难讲。以澳洲和阿根廷的发展为例,二者在19世纪末都是自然资源丰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国家。澳洲现在还是经济发达国家,但其至今仍在出口羊毛而不是羊毛衫、出口铁矿砂还不是钢铁,澳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衡量之后发现,羊毛和铁矿砂更符合其发挥比较优势原则,因为这里劳动力少,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技术已经成熟、劳动力使用也相对较多的炼钢等产业;而阿根廷则在一些理论的指导下,不顾自己产业优势,很早就弃置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以出口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从而造成后来的很多问题。
所以,说到底,对于中部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客观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原则下,找准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区段,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发展。
把握“崛起”机遇
《21世纪》: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中部的发展前景如何?
李善同:我强调以功能性政策促进中部发展,并不是说中部发展不重要,恰恰相反,我认为目前中部地区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功能性政策的实施对于中部发展将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中部各省应该根据自己的省情,很好地抓住这些机遇。
简单分析中部的发展机遇,有以下四点:
一是东部的产业转移为中部发展带来机遇。由于东部发展较快,产业升级日趋明显,东部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制于劳动力价格上升、地价上升及环境承载能力限制,开始向外转移,而临近东部省市的中部各省恰巧得地利之便,同时又有产业基础好、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便宜的优势。
二是进一步扩大的区域合作为中部带来发展机遇。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近年来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合作,如泛珠三角、长三角等,涉及区域逐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