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6-1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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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我国明确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才开始的。尽管此前东部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发展很快，但当时的提法不是“发展东部沿海”，而是“加快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东部在区位和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暗合，因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区位和资源禀赋包括：地处沿海和对外开放前沿；市场轻工产品短缺，而东部恰巧具备轻工业生产基础；劳动力素质较高，具有人才优势和商业传统等。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当时东部的发展，只是国家加快对外开放这一功能性政策的结果。而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带有明确区域指向性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两个地区实施区域发展政策都有理论支撑。
比如西部大开发主要针对的是贫困问题。区域政策的作用是在市场失灵地方施加政策影响，用政策补偿其发展条件上的天然缺陷，以获得均衡发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是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体制、结构等历史遗留问题，是通过政策扶持使其重新焕发活力的问题。
这两种区域发展模式，在国际上有理论和先例，比如欧盟给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葡萄牙、意大利南部提供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德国改造鲁尔区等。
《21世纪》：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功能性政策是否优于区域性政策？
李善同：中部的情况确实不同于东、西部。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条件，中部都优于西部。而所谓的“塌陷”，不过是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一些国债项目的建设，使得中部在增长速度上落后于西部。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认为中部也应该有区域优先政策，似乎缺乏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而从中部的现实看，其目前国家针对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适用于支持中部的农业发展；其传统制造业改造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同样可以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在东北发展上用的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我的理解中，这一“等”，就包括相关政策在东北取得经验后再用于其他老工业基地。
扭转中部困境
《21世纪》：中部各省分别面对怎样的困境？又准备如何扭转这种困局呢？
李宪生：武汉所面临的最明显问题是，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却经常被人忽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武汉的地理位置，更遑论了解其战略意义及发展前景。两年前的全国人大会议中，我便提出“武汉在哪里？”这个话题，去年我又进一步提出“武汉—— 一座被低估的城市”，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宣传和研讨，让政府官员、投资者以至一般民众，了解武汉，关心武汉。
田成平：山西是“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现时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便是如何变身为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投资主体，还是从产业特点和增长方式来看，都明显的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特征。
而从建设成效来讲，前者主要体现在为国家提供能源支持，自身的发展不全面、不协调，群众收入增长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则是以能源和工业为基础和突破口，使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达到全国中等或更好的一些水平，带动山西的全面创新，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陈叔红：湖南GDP增长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差距日益拉大，2000年湖南的GDP增长率是全国平均的88％，去年已跌至83％，主要原因是基础建设较差。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激发了中部各省领跑中部、率先崛起的热情。“中部崛起”的机遇已演变成“崛起中部”的竞争，湖南要发展、要崛起，面临着很大压力。
我省在国家重点挖掘的三大优势方面，缺乏绝对竞争力。区位方面，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有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湖北历来有“九省通衢”的说法，有京广铁路、京珠高速、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国家布局的沿江铁路；江西处于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的结合部；而湖南缺乏经济的中心结点和区域的交汇点。
资源方面，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湖北有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我省缺乏具有国家开发价值的单体大型战略资源。
科教方面，虽然我省在中部有一定的优势，但几乎所有指标都与湖北有一定差距。
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21世纪》：面对中部困境，中部各省要崛起所依赖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又将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
田成平：山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