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
文字整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实习生徐丹
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采访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采访日期:2007年9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科院大楼
背景介绍: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又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或者转折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一个现象──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进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结果亦将对中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何禹欣问(以下简称“问”):进入刘易斯拐点,对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家具等,正在产生或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蔡昉答(以下简称“答”):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刘易斯转折点是有条件的,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从这个点就开始真正短缺。换言之,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指的是过去只要创造就业机会,就能把劳动力吸引来,不用涨工资──这样的时代已告结束。
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人口增长高峰二十年以后,会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加上人口流动障碍的存在和各种各样的制度约束,提供的岗位不足以吸收所有的劳动力,所以会出现用固定不变的低工资吸引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现象。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说明过去的薪资水平已经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
在假设工资、劳动力条件和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我们预测2004年—2009年之间的某个时间,会出现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持平,随后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或者叫劳动力紧缺。这个时候,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才能吸引到需要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
事实上,那种认为2009年中国就将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观点,则过于简单化。这是对经济学中预测这个概念的误解。预测是假设一系列条件不变化,但是,现实中每个主体都会对新情况做出反应,就意味着条件是变化的。应该注意到,中国劳动力人口基数大,虽然增长率在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根据目前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约为9.6亿,比2005年还多3000万。即便在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在66%-67%,这个比重高于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有1.8亿的务农劳动力中相当大的部分,仍将陆续地转移出来。
对企业而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短缺,过去普通劳动者为了维持温饱而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和危险工作环境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批完全靠压榨血汗工资,没有其他盈利能力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去,而真正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则会继续生存发展。这样,无论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还是劳动者的工作环境,都做了一次优化。
在人们不再无条件地容忍恶劣的工作环境、污染的时候,如果能得到政策层面的配合,比如出台保护劳工的立法,发布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和减少污染能耗等的政策等,结合企业、职工和消费者的要求,恶劣的工作条件就会得到改善以至消除。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就成为各个主体之间可以相容的共同激励。
因此,经历刘易斯转折点,对企业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上升,但产品质量和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过去25年时间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是最快的。这说明现在中国提高劳动力工资是有劳动生产率做基础的,不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再次,即便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以每年两位数的水平增长,由于他们现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3%-4%,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比较优势不会丧失。只要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相关政策到位,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会长期保持。
问:怎样衡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答:按照宏观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出口推动,投资推动,和消费推动。近年来,出口推动的贡献尤其巨大,而且呈逐年增长之势。国外研究也认为,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竞争力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问: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的劳动力不再象过去那样廉价之后,外资会转移到其他低廉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新兴市场?
答:这样的推断并不会发生。
我们曾做过比较。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非熟练工人在受教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