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3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邹恒甫)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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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中必不可少，然而只要在私人资本可以良好运营的领域，国有资本应选择退出。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般只满足于在战略性企业中持有少数股份，而尽量让私人持有多数股份。在一些国家当中，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相似的。如瑞典只有59家国有企业，仅占GDP约7%，就业人口约5%。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拥有20家大型“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的股份，占GDP的12%。新西兰的16家国有企业约占GDP的12%。1990年韩国公共企业占GDP的9.4%，就业人口的2.5%。
总结国外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有两个准则：一是控制国有企业的进入程度，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参与宜退则退。如德国政府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建立只能是完成公共的社会目标，只有在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不能更好地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时，方可允许国家参与企业；二是明确国有企业的非赢利性，对于国有产业，政府通常采取独资形式，但同时也鼓励私人进入，凡是私人资本能胜任的领域，政府就应退出。对于某些私人可以胜任的领域，政府为完成某种特定任务或职能，也往往通过资本参与而对企业的决策发生影响，不过政府的控股与参股依然是社会性目标，而不是赢利性目标。
2. 社会保障体系缺口
众所周知，我国社保覆盖面过小而需保障面过广、城乡差异悬殊，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值得注意的是，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使情况变得更为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2001-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分红或出卖国有企业资产以支持社保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解决人口结构日益恶化这样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养老问题，只能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其中，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编者注：该模型的基础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又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由此可见，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政府必须要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因此，只有人力资本投资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解决未来老龄化中国的养老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由于我国教育和医疗保健主要处于地区分割状态，对于本地区而言具有区间外部性与规模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
然而，中国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国家经济规模而言尚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地市级以下区域。在现行税制下，一些地方政府税源枯竭，致使地方政府尤其最基层的县、乡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70%左右的水平上波动。如2004年，地方政府用45.1%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72.3%的财政支出，其中超过55%的公共开支是由地级市支出。比如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再以县级财政为例，其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但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各级地方政府间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却层层上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而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这导致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依然沉重，乡村校舍简陋破败，县乡因教育支出而入不敷出。2003年度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的50个县，2001年底的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年财政收入的80%。
同样的原因，农村人口的医疗状况普遍低下。如农村医院床位占全国床位总数的比重从1982年的60%跌至2001年的34.2%，比1965年的比重40.2%还要低。同时，城市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城市；而在大城市里，卫生资源又相对集中在大中型的医院。这种情况使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将中国排于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仅好于巴西、缅甸、塞拉里昂。这表明，中国在医疗保健领域极不公平，弱势群体的医疗卫生福利相对过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