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环保局的体制。我们环保局的体制,7月1日之前是自收自支,7月1日之后是收支两条线,经费来自哪儿呢?排污的罚款收入,罚款越多环保局就工资、奖金、条件等等越好,这个地方没有污染的话就麻烦了,环保局就没有办法生存。前一些日子我写了一篇文章,能不能改革环保局的经费体制,也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机构不给你钱,你想办法去吧,想办法当然这个地方污染越多,他的日子越好过,没有污染就麻烦了,要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办公经费了,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第一要改变体制,这个体制是最关键的。第二,要加大污染企业的排污成本,比如说水泥厂旁边的居民诉讼,一年赔三百万,这样可能水泥厂就觉得代价太大了,我还不如上环保设施,可能一年才一百万。水泥厂的厂长一打电话给政府,政府一想还有税收问题、就业问题,打电话给法院,法院不受理,这就坏了。所以我们没有建立起防范污染的机制。还有就是管道的问题,因为我们财政的支出里没有环境保护的这个科目,没有这个经费的科目,还有建设预算里也没有这个科目,所以就存在一个问题,污水管道的投资量是相当大的,而且你要把排污和雨水管道分开,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雨水管道和排污管道是在一块的,一下雨污水就到河里了。还有污水管道的投资是投下去政绩上看不到的,比如说哪一天我到一个县里当县委书记,为了把环境生态建设好,把污水管道建设好铺起来,投入下去上级领导下来视察,你钱没有少花,钱到哪儿去了?关键是我没有政绩了。
还有就是污水厂开是要成本的,现在很多地方污水厂建了是领导来视察时开一开,水出来也是清的,还能养鱼,等领导一走就不开了,因为财政没有这笔的运转经费。所以我们整个环境的保护治理,基本上就没有破题。我想还是要综合治理,首先要收排污费,要使企业排污的成本高起来。这是第一。第二,让老百姓诉讼、告状,让他们赔偿。第三,埋排污管道的快一点提拔,不埋排污管道的不提拔,改变政绩观。还有我们比较大的争论,绿色GDP,其实我觉得弄一个绿色GDP,弄一个垂直管理,不一定环境就能好起来,因为绿色GDP没有办法核算,不能跟世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统计、联合国接轨。有人曾经计算过绿色GDP,云南一个山头的农民的GDP,比上海的一个人GDP还多,因为那里的负离子很多啊,没有那么多污染啊,如果算成正的价值,我们都跑到云南的山头上得了,所以绿色GDP的计算也是很难的。最后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适当的放慢增长速度,控制在9-10%左右,这是比较合适的速度。货币政策要对中小企业放开,财政要减少税费,增加对民生方面的支出,继续压缩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调整土地供应规模和结构,让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政府就收一个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这三项税就可以了。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和增加工资,通过创业增加企业来增加工资,调整分配结构。最后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我国的经济良性增长、良性运行。
我今天关于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的报告就到这里。声明二点,第一,我的发言不代表党校,不代表组织,这是第一。第二,都是专家们不同的看法我给介绍一下。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周教授的精彩报告。讲之前我问过周老师,他说中间不要休息时间了,留出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听众做一个短时间的交流。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开始提问。
李蒲弥:我提一个问题,最近我们省社科院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经在上个礼拜的广州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下钱庄的摸查情况,据说有三千亿美元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我不知道北京方面对这个情况的看法如何?因为房价的猛涨,就是由于外资的流入,而外资的流入又通过地下钱庄运筹,变成了人民币来购房,将房价拉高。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谢谢。
李蒲弥书记与周教授现场讨论了利用房地产市场“洗黑钱”的问题。
周天勇:李书记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房屋的需求里有一个就是赌人民币升值的需求,外资要进入,外资进入是通过各种办法,但是我们的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可能就有很大一笔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我觉得这个要进行控制。控制的办法,无非是几个,一个是实名制,但是可能会是以中国人的名义购买的房子,可能最终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开征房产税来解决。第二个是要严格管理地下钱庄,比如说要是地下钱庄的钱用于创业,用于商业贸易等这些正当的方面,要对它进行鼓励。如果它是用来洗钱,投机房屋以及贩毒,这些都是要进行控制和打击的。还有集资诈骗,比如说浙江吴英等,对集资诈骗是要进行打击的。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民间借贷合法化,地下化将它地上化,如果是借贷公司,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