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开放与战略选择

要忽视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能力和风险监管方式问题。我国金融监管主要是审批制，金融法律法规偏重于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和审批部门权限的规定，只“生”不“养”，“一刀切”和“切一刀”是这种行政管理弊端的形象描述，金融监管的落后，必然导致金融发展水平的落后。因此，当前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改革审批制，实行金融准入标准和风险监管，既是我国金融开放前的重要工作，也是金融转轨的客观要求。从金融审批制过渡到市场化的金融准入制监管，关键是要改变目前金融过度监管问题，以提高透明度来约束金融监管的随意性，制定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与准入标准、金融机构运行的风险监控指引与监管要求，形成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是金融对外开放选择的轴心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可归纳为：中国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并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实行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改革，但实际并非如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仅5%左右，升值的步伐太慢，仍然是盯住美元为主；同时中国仍保持对外汇市场的巨大干预，中国的汇率制度仍然保持了很严重的与美元挂钩的管理汇率制度，汇率变化也很小，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没有走到尽头的迹象。相反，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全球经常项目盈余去年成倍增加，达到调整后GDP总值的7%。中国的汇率政策已经造成了国内和国际性的问题，汇率政策不灵活限制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人民币低估促进贸易盈余，在一些年份里还形成了巨大的证券组合性的资本流入。中央银行无谓地增加储备，同时限制银行的信贷创造。

美国应该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资本流动管制提出改革建议：中国应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10%-15%，其实施方法可以是主管部门重新估值的方式，也可以是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升值方式；中国应大幅度放开汇率浮动区间或者是每日浮动限制的幅度，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人民币更进一步地升值和增加管理灵活性方面的经验；为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些影响，中国应立刻实行财政扩张政策；中国应该保持较大的资本流动控制直到银行的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止。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纵观美国百年外交的历史，贸易、军事和金融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内容，其宗旨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当前中美军事冲突很小的情况下，贸易和金融的博弈则显得十分重要。弄清楚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的出发点、争论的差异，才能明确建立二十一世纪中美金融关系的对策。

20世纪是美国经济崛起的世纪，在上个一百年中美国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是从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发，以接受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而得出的看法，其合理性是值得探讨的。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信奉自由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从1870年至1914年美国作为英国世界经济霸权体系的一部分，实行的是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是金币的买卖，兑换比例也是固定的。在这其间虽然发生了1890年因阿根廷革命引发的霸林危机和1907年的美国金融恐慌，但经过法国中央银行和俄国中央银行给英格兰银行提供黄金借贷，平息了金融风潮，国际货币制度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到1915年底，英镑对美元贬值大约3%，英镑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为1∶4.76美元。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金本位制度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按照美国的怀特方案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一开始是固定汇率制度，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后来美元泛滥了，国际间的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但基本上国际货币汇率制度还是稳定的。从1973年开始，国际货币制度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各国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其中欧洲各国大体上在1990年前后实现完全自由浮动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国际资本市场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只不过是最近30年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货币市场国际化后，国际货币汇率才达到充分的自由化程度。

中国在应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汇率自由浮动的压力时，实际上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美国安排的途径，按照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行浮动汇率，实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90年代后期东亚国家走过的金融国际化道路，其结果是货币升值-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金融危机。另一种是根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发展趋势，在探讨国际货币基金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既承认金融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时也尊重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多样化需要。人民币汇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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