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开放与战略选择

从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看，必须从经济崛起的高度把GDP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发生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这一理论模式中，汇率改革是起轴心作用的，如果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劳动密集廉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可能得到维持，但企业的竞争力和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经济隐患，当世界贸易需求变化时，宏观经济将面临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衰退风险。如果实行自由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新兴市场一定会面临外资的大量流入，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银行业、证券业后出现金融危机风险既是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冲击所显露出来的风险，更应看到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风险在金融开放时的集中暴露，影响经济的崛起。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选择好金融开放的宏观政策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金融开放的配合，最终会失去崛起的历史机遇。有学者研究表明，1450年晚明由于中国缺乏发达的货币信用制度配合，虽然一度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拥有世界白银储备的一半，但还是失去了作为世界强国崛起的机会；19世纪亚历山大皇帝畏惧改革开放的议论，放弃了俄国崛起的机会；近代中国“戊戌维新”的不彻底也使中国一下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距离，使得邻近的日本在GDP总量上超过中国。

金融开放首先遇到的政策选择是用什么方式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日本“广场协议” 后用信贷倍增计划来应对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压力看来是错了。同样，韩国的投资膨胀带来的恶果也说明经济增长快不一定就能避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用高经济增长来对付金融国际化和国际资本流入，只会带来泡沫经济，导致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同于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特征，带有计划经济增长的色彩，各地方政府以GDP增长指标推动经济发展已持续20多年的时间，经济发展中所带的泡沫成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煤、电、油紧张，信贷增长过快，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长期发展下去，会带来经济危机的隐患。应对金融开放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调整经济增长的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现在需要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改变投资驱动的GDP增长模式，提高资本收益率（Per Capital Income Gains）。有学者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了对比，从1980年以来，印度的资本收益率已经从1178美元提高到305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增长的40%来自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说明经济增长更健康。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中央和地方围绕GDP指标分投资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虚胖的经济增长隐患将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风险。二是要逐步改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结构，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目前应进入转轨阶段，放弃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取消各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优惠政策，使中国经济真正按照内需的要求进行循环。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领域存在的“黑洞”是开放后银行证券出现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把金融调整作为银行业、证券业开放前的重要工作来做，是防范开放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最好方法。我一直认为，对我国金融开放而言，金融调整的重要性比金融创新重要，要用宏观财政政策和制度创新解决金融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问题。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一失误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财政政策进行金融调整。一般说来，当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时，靠自身盈利是弥补不了的，需要从每年的GDP中拿出10%-15%用于解决坏账问题。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调整采用中央银行利用外汇资金注资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迈出了第一步，但作为上市银行能否真正实现机制转换则是关键的一步，消除“体制病”的拖累，可能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遇到的真正问题。证券业近两年实行综合治理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提前释放了积累多年的风险，下一步关键是要增强竞争力，适应资本市场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新兴市场在金融开放前应尽可能早地采用金融国际标准，促进本国金融机构的健全。亚洲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金融风险形成原因都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围绕着金融监管进行，包括实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要求，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和开放资本市场。在思考金融开放的风险时，关注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固然重要，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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