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0 来源: 《中国企业家》(陈志武)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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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後，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我们的生活并没离开过世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後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也没断开过与世界的联系，只是在诸如海禁、文革这样的年代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又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於国际贸易之时，是否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後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要想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它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欧洲和东南亚基本上没有来往，陆地来往是有，但其规模无足轻重，而美洲还没被人们所知晓。也就是说，1492年以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还没人有“全球化”的眼光、也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汇，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於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这使後人无法考察当年的历史。由於这样的变故，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大国的可能。
那么，欧洲当时的状态呢？由於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本性趋势所至的，虽然中国错失了推动海洋贸易的机会，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并致力於发展海上贸易。他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他们带去了对东方中国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他们想从海上寻找到中国最近的航线。於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於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拉开大西洋贸易的序幕。随着16世纪中叶英国、荷兰也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被联系起来，在世界历史上那还是第一次。
全球化对於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全球资源来共同发展，通过跨国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自然资源，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当然，起初的跨国贸易是很少的，比如，1500─1599年这100年中，通过海运完成的欧洲与东南亚间的国际贸易船只仅有770次，也就是说，那时候每年只有不到8艘货船从欧洲的港口驶向东方的中国、印度或日本，而且那时帆船的载重很小，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後，使国际海洋贸易在那10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600─1699年这一阶段，欧亚之间的海运次数增长到3161次，但也仅仅意味着每个月有不到3次欧亚海上贸易，交往还是甚少，谈不上全球化和人们的政治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国际趋同。进入十八世纪後，国际海洋贸易显着增长，那100年间海运达到了6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後期的爆发，特别是十九世纪初铁路渐渐地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但铁路的产生就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着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十九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间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样的状态很不利於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下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式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於闭关锁国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讯的落後，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措施，浪费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十七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为什么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