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许思涛认为,果断开放资本项目对缓解流动性过剩的作用自不待言;如不做此选择,则没有真正的供需市场,人民币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将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换言之,开放资本项目,可以起到“寻找均衡”的试错作用。
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既定目标当不会动摇。考虑到前述种种宏观经济环境条件,现在也的确到了资本账户开放迈出步伐的有利时机,但对于通过“港股直通车”等形式开放资本项目,也不乏质疑之声。陈昌华即认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尚不健全,汇率浮动十分有限。“这种情况跟亚洲金融风暴前很多亚洲国家的状况有点类似——资本管制已大部分开放,但货币汇率还紧盯美元。”
美洲银行大中华区经济与策略主管汪涛也认为,资本项目进一步的开放需要谨慎设计。“一旦国内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国外,或者国内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涌。”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等金融机构对于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更为谨慎,认为提高汇率灵活性应在资本项目大幅开放之前,即所谓“马必须放在马车前”。
余永定更直言,资本项目开放不应该作为减轻压力的手段使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显然属于货币当局实现短期政策目标“次优”解。然而,这一“次优”选择亦不乏争议。
远虑与近忧
“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
中国经济的这许多难题,虽然难解,但毕竟是属于高速发展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幸福”的烦恼。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只是存在向上的风险,亦存在向下的风险。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会不会发生逆转?
美国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外需源头。今年七八月以来的美国次级房贷风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警示和镜鉴,也引发了对美国经济下滑影响中国经济的担忧。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对此非常乐观。她说,“有确凿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将与美国经济的走势脱钩(decoupling)。”
梁红认为,2006年中以来,美国经济增速即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经济自那时起就已逐渐与美国经济脱钩。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升至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经济同比增幅则从2006年上半年的3%以上放缓至不足2%。此外,两国的利率走势相左,汇率变化相反,也都证明了脱钩的存在。
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认为,中美经济并未真正脱钩,之所以会出现表面上的中美经济脱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内部的“消费-投资脱钩”,即私人投资下降,消费却保持稳定增长。如果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消费出现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将难以与美国脱钩。
不过,两人都表示,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中国可以凭借有力的政策举措缓解外需大幅减速的不利影响。
梁红称,若美国经济持续疲软,中国可采用扩张性财政等刺激性政策;若情况不那么严重,“人民币升值仍是最好的政策调整措施。”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把目光集中于美国房价下跌上。他认为,美国房价未来几年可能有更大幅度的调整,将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抑制消费和投资、提高失业率、使美元贬值等。这将最终影响到中国出口,使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一定抑制,但企业利润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资本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对此,“事先抑制泡沫膨胀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将损失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