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近几年,虽然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大致稳定在50%的水平,但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例却从50%大幅下降到40%左右。自2004年以来,中国外贸顺差的大幅增加,正反映了加工贸易的深刻变化。
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另一种顾虑,也正在于升值预期下,热钱流入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对此,余永定认为恰恰相反,缓调、微调才会导致外资在预期引导下源源流入,为投机资本低价购买中国资产和企业创造机会。
他认为,对升值影响出口产业及其就业的考虑也属多虑。升值可以推动产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而且升值对出口产业的冲击,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进行补偿。
余永定称,关键在于“用双顺差所换回的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造成了并在继续造成中国的国民福利损失”——不难想见,这种“福利损失”包括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乃至当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
既然人民币应当加速升值,那么升到多少合适?宋国青曾尝试着给出了一个模拟的机制。他设想,可先将贸易顺差速度降到20%以内,再过两三年降到10%以内,三五年后基本接近零增长,这种步骤会比较合理。
“这要求汇率(每年)升值速度保持在6%-7%,但到不了10%;10%太剧烈,但5%又不够。”宋国青说。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8%。
不幸的是,他的设计可能会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从当局的选择来看,人民币汇率按照以往步骤,“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似乎已是目前既定的政策。
当然,汇率调与不调、怎么调,仍然包含着短期抉择的含义。在长期意义上,所谓“治本之道”,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应通过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等促进经济平衡,同步进行改革汇率制度,最终形成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凯恩斯的名言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短期仍然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人民币汇率始终是症结所在。
次优选择何在
在目前汇率政策既定的前提下,开放资本项目——港股直投、QDII基金等——是一个寻找“次优”选择的努力,但争议犹存
在经济学课堂上,当需要解释货币或流动性概念时,教者往往以水为喻。“水无常形”,“避高而趋下”,正与流动性在经济中弥散且趋向“价值洼地”的性质相若。
而自古以来,治水之法总有堵有疏。把流动性大潮挡在堤坝之外,或将其“冻结”,例如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总量等做法可算作“堵”,但效果显然难称圆满。很自然地,人们把目光转向了疏通之法。
事实上,新渠道的开辟已经开始,前述中投公司即是一例。中投公司资本规模高达2000亿美元,且通过特别国债置换外汇储备得到。
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称,像中投公司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与外汇储备相比,其变化通常不具有货币效应,一般与一国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没有必然、直接联系,可致力于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目标。
不过,中投公司并非一帆风顺。在其挂牌前即已进行的第一笔投资——入股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因股价下跌、账面浮亏而面临重重争议。
上周,百仕通宣布以6亿美元入股中国蓝星集团,此举进一步引发争议。不少分析者早已提出,仅从宏观角度看,主权财富基金应避免投资于国内资产,因为这会导致“二次结汇”,更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至少部分偏离了其设立初衷。
在居民和企业层面疏通流动性的例子,是2006年推出的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政策。只是QDII投资品种一度局限于债券、结构性产品等,且审批缓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被业内称为“港股直通车”的《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境内个人通过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可以无限制换汇投资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
“‘港股直通车’使中国不可回头地迈出了放开资本管制的一大步。”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评价道。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中国市场主席李晶则预计,2008年内地居民通过港股直通车、QDII等方式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总额将达到900亿美元。
政策发布后,市场反应一波三折。先是港股应声而起,一周内上涨40%;紧接着传来政策面的微调,决策层表达了对相关风险控制的关注,进而有媒体将之放大为政策“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