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分析人士称,央行票据作为信用度极高的资产,本身有价值,可以流通,银行会寻求用央行票据置换其他资产,亦可用做准备金。这样仍会增加其他资产的需求,从而推高资产价格。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央票对冲流动性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相对于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直接减少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从而“冻结”流动性,效果无疑干脆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仅2007年,央行就已先后七次运用这一工具,直接冻结的流动性达万亿元。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称,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会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百分之十几范围内尚可接受,“但肯定不可能无限提高下去”。
最近,调控当局手头又多了一种抹平流动性的工具。为实现对筹备中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注入,财政部获准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其甫一露面,已迅速成为回收流动性的“急先锋”。
8月29日,财政部面向中国农业银行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同时向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储备。一周后,央行即以特别国债为质押,进行了100亿元的六个月期正回购,向市场一级交易商出售债券、回笼货币。而财政部9月10日也发出通知,将向社会公开发行2000亿元特别国债。
可以看出,特别国债与央行票据具有一定替代性,而且特别国债期限达十年,远长于央票,回收流动性力度也高于央票,相信会被继续使用。
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之举,也有论者认为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局面。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9月13日“《财经》论坛:中国金融新棋局”直言,无论用央行票据还是用特别国债,关键在于操作主体必须是央行,这样才能保持利率、汇率调控目标的一致。如果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两个调控主体,就难以保证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目标和汇率调控目标的准确性。(参见本期评论《理性认识央行货币操作》)
中信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高占军还指出,特别国债并无“特别”的对冲功能。若面向市场直接发行特别国债,并购买外汇储备,确有回笼基础货币之效,但只要先有外汇储备形成,基础货币便已然投放,其他措施都只是事后的对冲操作,作用与央票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无本质区别。
以上只是常规的、具有市场化性质的调控手段。为控制流动性、控制信贷投放,非常规手段亦不少见。
在9月5日上海举行的“次按债券危机和我国流动性过剩”研讨会上,多家银行的负责人均表示,下半年将全面紧缩贷款。
上海银行副行长王世豪说,今年年初,中国银监会明确要求今年贷款增量不超过3万亿元;然而到了6月底,贷款总额已经达到了2.56万亿元,也就是说,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约87%的额度。
知情人士称,由于贷款增速太快,今年5月,有关部门曾突然有几天紧急叫停贷款,让银行和企业都无所适从。之后,有关部门又召集了多家银行的高管,通报了上半年信贷过快的情况,并重新设置15%“红线”,即要求今年贷款增量不超过2006年的15%。
按2006年底银行贷款总量约24万亿元计算,投放增量限定在3.5万亿元之内。根据央行最新统计数据测算,7月的新增贷款数为2400多亿元,再加上前六个月的2.56万亿元,目前离3.5万亿元的额度上限仅剩0.7万亿元,测算下来从8月到12月,每月平均放贷必须控制在1400亿元左右。
但类似行政手段的局限更为明显——市场手段的调控成本尚可计算,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效率损失甚至是无法估量的。
治本之道:顾虑犹存
凯恩斯的名言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短期仍然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人民币汇率始终是症结所在
尽管处置流动性的政策工具越发多样化,但流动性泛滥局面却未见缓解。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工具起到的作用都只是“扬汤止沸”。
外汇储备加速积累丝毫没有停步迹象,这样增长下去,何时是尽头?面对宏观经济的沸腾,又该如何治本?
“答案很简单,就是在渐进调整的共识下,人民币更快速地升值。”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称,“当然,这要在提高汇率弹性、加强外汇市场机制作用前提下实现”。
他强调,升值应渐进,这也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很少有人会赞成一次性大幅升值,因为那将打乱现有的经济关系,带来不可预知的大范围风险。而且,“事实上也没人知道人民币均衡汇率到底在哪里”。
对人民币升值作用的一个常见质疑是,它并不能带来贸易顺差的减少,因为贸易顺差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了大头,其主要投入与销路都在海外,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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