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有一天,这些产业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成本差异所产生的利润就会终结。届时,重工业将会进入一个增长缓慢、利润萎缩的时代。这大约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领域在需求上的扩张,已可保证相应行业实现最优化的规模经济。例如,城市购买力足以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约为43%。通过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达到75%。届时,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之城市人口将明显老化,且数量相对于城市进一步自然萎缩,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规模会由今天的5.6亿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为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新增住宅市场需求为112亿平方米。而现有城市人口对住房条件升级的要求,可能又会产生50亿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来,20年到25年中,每年会产生6.5亿到8.2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场增长的规模并不惊人,目前房地产的开发规模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上述持续性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房地产业,而源自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的发展,只要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网络也相应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于实现更深入的劳动分工。由于规模效应,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100%。随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们会从这一规模效应中获利更多。
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送货上门服务在小城市可能难以为继,但在大城市就成为赚钱的行业。
城市化是提高国内需求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例如,职业装是一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装、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类产品都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条件。
轻工业应向内陆转移
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十分有利。但它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却无能为力。日本和韩国重工业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因此,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对他们有益无害。但是,中国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这样的转换目前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所以,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个好的出路是,把这些行业转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内陆省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产成本可以和印尼和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国内有出路的话,很多广东企业还是不愿意迁到东南亚的。
但由于基础设施和运输条件的限制,迁往内陆省份的选择暂不现实。轻工业的利润空间有限,且对交货期高度敏感,如果货物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耽搁,就可能损失掉所有利润,这将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应该建设一条经江西、湖南、湖北直达深圳盐田港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置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沿海企业可以搬迁到内陆的工业园,一如坐落在港口附近一样运转。我与很多准备搬迁到越南的广东出口企业讨论过,他们都表示,如果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的想法真的能够实现,他们宁愿迁往内陆。
出口行业向内陆转移会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这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目前的情况是,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输送劳动力,并依靠打工者寄回的工资发展当地经济。而如果通过就业机会的内移,当地经济会比在当前这种劳动力输出模式下更多地受益。其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会被更好地利用,此外,工人的消费支出还可以拉动当地的内需。
建设这样的铁路是十分经济的。2007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占了四分之三。如果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转移到内陆,而承担双向运输的铁路收取1%的运费,那么每年20亿美元的运费就足以证明,花300亿美元修一条这样的铁路是合算的。当然,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过为这一预算的三分之一。因此,这类工程有相当大的商业生存空间。
中国不应急于将轻工业转移出境。例如,家具制造业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其在国内产生的附加值主要来自劳动力,这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过,由于家具出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