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

财富快速增长，除了归功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之外，第二个原因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放了个人经营的机会。解放以后我国严禁个人从事经营业务，不论是生产，还是商业，一旦判为资本主义，统统在割除之列。只有国家才允许从事财富的生产活动，而且当时还执行仇视富人的政策，消灭整个富人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穷人国。改革以后也逐渐开放了从个体户到公司组织的生产活动。保护私人财产的立法也在进行之中。由于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他们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民众所需要的产品。财富生产的效率，也由于他们的经营活动而大大地提高。

人们说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还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以及党的领导。可是改革前，财富创造的速度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可怜。所不同的是，改革以后多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财富的生产就成十倍地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家的重要性。只是我国仇富的心理没有减少多少，认为民营企业家有原罪。这种思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它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按照追求利润原则，消费按照消费者自主选择原则，放弃了原有经济的计划性。企业通过赚取利润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直接去满足百姓的需要。但最近有一种议论，埋怨企业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只顾赚钱。这也是计划经济的回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消费方面，我们抛弃了票证，让消费者用钱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百姓得到了自由，但是贫富差距显现出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上格外清楚地表现出来。但这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收入分配问题。

附带说一句，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

农民进城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公共政策方面只照顾了城市，不能惠及农村，这是一个大问题。

再来说财富的分配。比起财富的创造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差的。据多方面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改革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平均。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有学者认为是机会不均等引起的。但是从发展看，改革以来机会均等是有进步的。选择职业的障碍在减少，人的自由度在扩大。可以说，我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全世界恐怕也算是高的。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富人，他们都是从穷变富的。同样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又有不少富人落马，或因为上当受骗，或因为经营不善，或因为触犯法律。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在别的国家里很少见。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同样经历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过程。所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近十年来每年又有约5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只有城市发展享受了这些成果。所以农村的收入就大大地落后了。

农业本来就是一个低产出行业。我国60％的农业人口只产出12％的GDP。农民的人均产出平均起来不及城里人的1/10(12/60:88/40=0.2:2.2=9％)，农民焉能不穷。幸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他们的收入不仅仅来自农业，还包括打工的收入。所以农村人均收入是城市人均收入的31％(3255元:10493元，2005年)，而不是9％。无论如何，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从农村本身和城市本身的收入分配看都不算太不平均。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9，城市内部的是0.32，都不算太高。但是把农村和城市统一起来比较，基尼系数就到了0.45。可见不平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而且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间这一差别还将扩大，因为目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

单纯从经济方面看，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办法主要是加速农民进城。每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减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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