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产权秩序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的启示

0万人口的英国所能消费的容量。加上其制造业机械化程度的上升，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成为“世界工厂”，可以用机器为世界制造大批的纺织品等商品。因此，对于只有1000万人口的英国，当时面对着两大挑战：第一，它必须保证其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比如棉花)，这些需求仅由英国本土是无法满足的；第二，它必须保证有巨大的出口市场，机械化生产的大规模制造品是英国本土所无法消费完的。因此，那时的英国所面对的外贸挑战就像中国今天面对的一样：到外面找最多的资源，同时到海外找最大的出口市场。看到美国等美洲国家一一独立，英国自18世纪末开始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难以打入的亚洲市场。

18世纪末开启的工业革命也同时带来另一种挑战。在那之前，西欧公司在亚、非、美洲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单纯的货物贸易，除了在美洲的种植业和矿业之外其它并无太多的投资性财产。比如，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从欧洲把纺织品运到印度，卖掉后在印度换成鸦片运到广东，再在广东把鸦片或银子换成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之后再把茶叶与丝绸运回欧洲。这中间英国商人并不需要在中国投资建厂，只需维护一些库存仓库即可。

可是，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机器制造业、蒸汽轮船、铁路，以及19世纪的电力、电报、电话等等新技术，让英国等西欧人开始在美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做大规模的建设投资。比如，19世纪中，英国在美国、阿根廷、印度等地大举投资修铁路、开矿山、建银行。这使得英、法、德等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再只是简单的贸易关系，而是大规模的财产利益。到19世纪末，英国每年在海外的投资有时超过其在本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把资本投向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因此，其海外产权的保护是关系到整个英国社会的首要问题，保护海外产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那么，英国当年是如何保护其海外产权的呢？在亚洲和非洲，英国继续延伸其殖民地体系，比如，新加坡(1824年)、香港(1841年)、马来西亚(1867年)、埃及(1882年)等相继被英国殖民化，由此维护其在这些地方的利益。但是，1823年之后英国在北美和拉美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特别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宣布“美国将视任何欧洲强权对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的侵略为对美国本土的侵略”，也就是所谓的“门罗原则”(Monroe Doctrine)，从那以后拉美国家不再有被重新殖民化的压力，而是有较多的主权。因此，英国和其它欧洲强国不再能依靠殖民化来重建原来在美洲的产权保护秩序。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在拉美的财产安全主要依靠三种保护机制。第一是靠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比如，到1815年，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14艘高吨位军舰，法国有80艘，俄国40艘，而西班牙有25艘。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英国的陆军只有25万人，远比法国(60万人)、俄罗斯(50万人)和普鲁士(德国的前身，27万人)的陆军要小。这也说明英国至高无上的绝对海军优势是它能于18、19世纪主宰海外贸易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跨国公司大国来说，制海权是何等的重要。相比之下，陆军更多是为内向型社会服务的。正如笔者在本刊2004年1月号《志武讲坛》栏目中所谈到的，直到20世纪初之前国际社会还认为用军队去另一国家追债、追回被剥夺的财产是资本输出国应有的权利，因此，英国海军是其保护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从1820至1914年间英国在拉美为了维护其财产权至少动武40余次。图1标出了1898年时英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军基地和站点，从图中能看到英国皇家海军当年为其海外经济利益所提供的保障。

英国海外产权的第二种保障是“软”性的：各国(特别是美洲国家)对伦敦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人们称欧洲是20世纪之前“世界的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而伦敦又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旺盛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特别是在1870-1871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摧毁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大陆金融中心之后，伦敦更成为拉美国家不可缺失的融资中心。到1890年之前，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手段是借债，而19世纪拉美国家近四分之三的债务融资都来源于英国伦敦。因此，美洲各国都不敢随意侵占英国人在当地的财产，不敢随便没收或伤害英国产权，否则他们会失去伦敦这一最重要的融资途径。

英国的第三种海外产权保护手段是其工业技术优势。正如前面所说，19世纪西欧在拉美等地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铁路、蒸汽轮船、制造、通讯、电力、矿山还有后来的石油开采等领域为主，而这些在当时又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新技术，是拉美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因此，这些技术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可威慑当地政府或社会，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收、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财产，他们自己也无法运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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