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金融危机的十年启示录

泰国，印尼与韩国都抵制了这种诱惑。在1997年底之前，韩国实际上还有许多繁杂的资本管制条例，但早先的资本管制并未能使韩国免遭劫难。危机发生后，金大中总统政府痛定思痛，果断地推动了一系列深远的结构改革，其中包括了银行改革与资本账户更大程度上的开放。结果，在亚洲危机中心 “震源”国家，韩国因为改革速度最快最有成效，是第一个从危机中实现稳定和复苏的国家。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中国不但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在亚洲危机平息的后续年份里，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与地位不断增强。

　　为什么在巨大的亚洲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还能经受考验，安然无恙？克努格曼这样的观察家对之嗤之以鼻，他曾经武断地写到，中国不过是多亏了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不可兑换罢了，否则，人们不是认为腐败滋育了亚洲危机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腐败程度比起来，苏哈托政权下的印尼就简直如同是东方的瑞士了。这些观察家又错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资本管制顶多只扮演了一个辅助角色。所谓天时，就是亚洲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外汇机制改革，以及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严重过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常账户扭逆差为持续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由区区2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00亿美元，经济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

　　地利就是尽管亚洲周边国家的危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冲击，引起出口需求与FDI流入严重下降，但与东南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有更大的周旋余地与调整空间来应对亚洲危机。

　　人和就是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在极大程度上维系了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固定投资有效刺激了内需；同时，在1997年底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利用亚洲危机作为外部契机，提高了对于防范金融危机重要性的认识，启动了以银行重组为主的金融改革。最近几年的银行成功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人民币汇率机制也进行了改革，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这些都是1998年来为应对亚洲危机在金融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延续。

　　如果亚洲危机发生在1993年，那么中国定会措手不及，难以招架，极有可能被卷入亚洲危机最危险的深渊。而资本管制，就像祖先们血泪修筑的古长城，最多给人心理上的安慰，却难助中国躲过一劫。亚洲危机发生了，是极大的不幸。但幸运的是，亚洲危机发生在1997年。那时，中国业已形成了足够的实力迎接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已经积蓄了充分的资源——包括财政与外汇储备——可以最大程度地减缓亚洲危机的负面冲击；而且，亚洲危机为中国免费上了一堂深刻的课，使中国终于认识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

　　在亚洲危机期间，时任克林顿政府财长鲁宾副手的萨莫思在谈到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时，用了一个比喻。在喷气机时代为人类的交通旅行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便利，但遗憾的是，偶尔会发生空难。但难道这意味着人们想也必须回到喷气式飞机之前的时代吗？

　　如果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明智理性的行动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改善加强空中控制指挥系统，飞行安全制度，维护检修服务等等。诚然，全球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益。但是，这也会为中国带来难题，挑战和风险。合适的汇率制度，健全的金融体系，渐进有序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审慎的宏观政策与监管，将最能保证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继续获得最大的惠益，并使其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笔者相信，这就是亚洲危机对于中国最深远最长久的启示。

　　(作者为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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