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7-1 13:14:00 来源: 经济观察报()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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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那场金融瘟疫，不仅使遭受重创的亚洲国家惊醒，也加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革新的步伐。在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全球经济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各自为战的经济体很难抵御“瘟疫”的蔓延，区域和国际间的金融合作才是牢固的 “防线”。
“就像一根筷子很容易被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但怎么真正能让它成为‘一把筷子’，是亚行10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0年前置身危机“台风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危机怀有切肤之痛，10年间亚行精心筑起了两道金融防线——早期预警机制、紧急救援机制。“如果不能准确预报天气，那就在出现洪涝时，赶紧堵缺口，现在这两个机制都在运行中。”汤敏说。
现在，防御危机的国际“雷达”监测系统比起10年前更加慎密，IMF、世界银行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等国际机构的系列改革，使其更具有了世界“金融警察”或“警报器”的作用。
迟出援手
10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国际机构的表现曾备受指责。
无论是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波及广泛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机构表现出的傲慢与迟钝，让受难国家倍感失望，一些学者尖刻地说：“亚洲金融危机，也是IMF的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旋即，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遭遇国际炒家的攻击。
金融危机像 “鼠疫”一样迅速蔓延，股市暴跌，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当时我在菲律宾，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菲律宾一片萧条，房地产更是凄惨，我到泰国出差，危机前曼谷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似乎曼谷是世界最堵车的一个城市，危机发生后，街上就没那么堵了，好多老板都把车卖了。”汤敏说。
而IMF出手迟缓。在控制金融危机最关键的前几个星期里，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召开。
实际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也没有建立完备的预警监测机制。“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没有看出来。”汤敏坦言。
即使是熟悉亚洲经济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当时也没能及时开出解救危机的“药方”。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即使是IMF迟到的“药方”也并不对症。IMF等全球性机构一贯推崇自由市场 “哲学”：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张贸易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
因此，IMF开出的救助药方清一色是取消外贸补贴、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市场、取消进口管制、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等等。
比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1997年12月2日韩国接受IMF贷款，却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
因而在金融危机的救助中许多由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IMF这个“最后贷款者”遭到质疑。随后，马来西亚第一个拒绝服用“自由市场”的药方，开始实施汇率管制。中国的香港也一样，一些亚洲国家金融财长开始聚首，寻求亚洲区域的联手自救。
10年思过
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在菲律宾，而且主要客户都是亚洲国家。对亚行来说，受害首当其冲，“我们非常痛心，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汤敏说。
亚洲开发银行参与了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工作。我们拿出了上百亿美元，对韩国、菲律宾等国家进行救援，快速拨款。平常亚行做一个一两亿美元项目差不多需要一两年时间，而当时几十亿美元紧急援救项目，几个月就拨过去了。
但是，现在反思起来，汤敏觉得当时在危机防范制度上还存在缺陷。
上个世纪遭受危机之痛的亚洲国家已幡然醒悟：90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监管框架的驾驭能力。
现在，每半年，亚行和各国的财政部长将专门研究各国的经济情况，亚行并拿出详细的报告，“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就是为了预防危机再次出现而建立的。这个网站把各种信息，全部收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