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那么强调保护私产。我说你这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问题在于：这种选择在他们那里决不是一元的和一次性的。首先税率作为“群域”不能由个人和小集团说了算，而必须经由民主程序进行公共选择。其次税后财产属于“己域”，其产权受到确实保护。而且对税率进行议论也是个人权利，如果公众选择了高税率，主张低税率的人不能抗税，但仍有宣传的自由，以争取下回公众改变选择。所以无论你是主张税率100％的极端“集体主义”者，还是主张零税率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只要你这主张是供大家选择而非强迫大家，只要你承认别人可以宣传别的主张，只要你同意大家的选择并非仅此一次，那么你无论在东、西方都是现代多元社会中正常的一元。但他说那不行，选来选去的还有没有个准了？我说那就完了，如果这样，不管你主张100％税率还是零税率，乃至中庸之道的50％税率，公众都没有好果子吃，而且不管西方东方都一样。

　　总而言之，所谓西方个人主义、东方（或中国）集体主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一些人讲的“西方个人主义”实际上仅指近代市民社会，而西方中世纪按马克思的说法恰恰以“个人不独立，从属于整体”为特色，也不说近代西方文化一直有社会主义这一元，即便仅就近代西方自由主义而言，它也并非只讲“己”不讲“群”，甚至很难说它与社会主义相比就是“己大群小”。从根本上讲它只是要划清“群己权界”，而社会主义（这里讲的当然是有底线的、文明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那种群己颠倒的伪社会主义不在此列）也是如此。只是两者在某些领域的划法不同而已。

　　知易行难：我们不缺“资源”

　　今天看来，这些不同的划法都各有利弊。规则的演进远非尽善尽美。如今的发达国家无论是自由竞争体制还是福利国家体制，都面临许多问题，甚至不妨说是面临困境。但是有了上面讲的那些“重叠共识”或共同底线，他们至少不会出现“尺蠖效应”下的灾难。他们可能为自由太多或者福利太多所困扰，但至少避免了既无自由、亦无福利的悲惨境况。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制度是相对先进的。

　　但是这与所谓“西方文化”有多少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西方人”并非从来如此。那些制度基本上也是近代才确立的，此前他们也同样有过群己不分、群己混淆、群己颠倒的弊病，有过“尺蠖效应”的灾难。“西方人”既未必天生比我们更“个人主义”，也未必天生比我们更“集体主义”，他们和我们一样，内部在“群己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他们处理“群己权界”的办法现在比我们高明，但过去也未必。他们学会这两下子也不容易，而我们，例如像严复那样接触西方不久的第一代启蒙者，不是一下就抓住了这两下子的本质了吗？从严复对穆勒那别出心裁又一语中的的“创作式翻译”看，他对问题的实质把握之准甚至不下于穆勒本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文化隔阂，真的有那么大吗？

　　但是严复以后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何以还未能解决群己权界问题，未能消除群己不分、群己混淆、群己颠倒，乃至连严复自己后来也变得前后判若两人？这原因说复杂也复杂，百年来的历史机缘，阴差阳错一言难尽；说简单也简单，其实就是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节，非不知也，乃不为也。如前所述，不管“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无论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只要划定“群己权界”，就会断了那许多利用群己不分上下其手、制造群己颠倒以威福自恣者的利路。划定群己权界就要实现权责对应，而权势者往往是既不愿人限其权、也不愿人问其责的。于是“群己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就可能在威胁利诱之下发生扭曲：“左派”勇于扩权而怯于问责，“右派”勇于卸责而怯于限权。于是此“左右”非彼“左右”，左派“王安石化”，右派“司马光化”。左得势则自由减少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得势则福利萎缩而自由何尝进步。于是“现代化”变成喂养“尺蠖”的不良循环，而现代自由人权与公共服务皆可望不可及矣。

　　这就应了“知易行难”那句老话。但话说回来，我们行难，人家行也不易。从中世纪走到现代，人家也付出了多少努力！

　　当然，如前所述，现在西方无论自由市场体制还是福利国家体制都存在许多问题。从某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最佳的群己权界很难确定。之所以还有“左右”，也就体现了这个问题并未解决。但如今这种“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模糊区让大家定期重划”的办法，至少保证了权界偏离不会太远，其效果到现在为止没人能超过。

　　当然现在没有不等于永远没有。对于如何理解当前所谓“现代性的困境”以及如何摆脱困境、“超越”现状，西人谈了许多。笔者也有若干想法，为免旁生枝节且按下不表。

　　现在有人提出儒家可以超越他们，其志可嘉。无奈这些人还基本限于“袖手谈心性”，满足于给人扣个“个人主义”的帽子而自诩关心集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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