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制度方面，虽然你可以说左派喜欢“公有制”而右派喜欢“私有制”，但他们实际上都尊重权利主体的自由选择，即所谓“处置公产需要公众同意，处置私产需要私人同意”。工党不会支持像强制拆迁这样的侵犯私产，保守党也不会赞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私有化。反过来说，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也都不会否认国家的立法属于公共领域，公权力的授予和运作也是公共领域，不能个人或小集团“自由”决定。

　　总之，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凡是个人权利领域的事就应该有个人自由，而公共领域的事就要民主决定。不能颠倒过来，让个人把持群域，公权侵犯己域。——这已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规则。

　　但是除了公认的群域和己域外，人的行为中的确还有很多模糊领域很难绝对说是群域还是己域，应该公共民主决定还是个人自由选择。因此“左右”之争仍然会延续。这也是无论什么“文化”都无法避免的常识性难题。我曾举例说：从常识讲如果有人在你的耳边放鞭炮，任何有起码尊严的人都会发怒，这就是说你应当享有耳边若干距离内的“安静权”，未经同意，他人不应侵犯。但是你住宅外千米处的公共场地上能否放鞭炮，就不能由你说了算，而属于公共选择的领域了。然而问题在于：这两者的确切界分定在何处？2米处？5米处？还是20米处？很难说得清楚。

　　不少事儿都有类似的性质：例如强权者不能有抢劫弱者的“自由”，公众有权建立维护公正秩序的群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帮助弱者，应该不应该？道义上讲没人说不应该，然而左派认为这属于公共领域，主张以民主福利国家的方式来解决；而右派认为这应该是个人选择性质的志愿公益范畴，不能以公共权力为之（左右之分在这里并无道德高下，该右派本人完全可能热心于慈善）。但即使左派主张扩大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保障，前提也是这种公共权力必须是民主的：19世纪的欧洲左派宁可提倡有民主而少福利的“美国式道路”，也不会认同俾斯麦式的“专制福利国家”。而另一些领域例如堕胎与同性恋，左派认为属于私人领域，主张尊重“同志”的自由；右派认为这涉及公共领域的“风化”问题，社会应当干预。但即使右派主张的反堕胎反同性恋，也只能采民主法治的方式（就像小布什只能抗议、却不能取消马省的“婚姻平等法”），而不能搞中世纪式的宗教审判。

　　不仅事情的性质可能有模糊，情境的变化也可能使本来清晰的界分有临时调整的必要。我曾举“泰坦尼克情境”为例：在救生艇不足的危急情况下出现的“妇孺优先”规则，把本来无疑属于个人的求生权利也变成了公共选择的“群域”，这种情境性调整不但与“文化”、甚至与“主义”也未必相关。那些乘客完全可能是自由主义者，在岸上他们完全可能赞成自由竞争，然而在危船上他们却放弃了竞争求生机会。——但前提是，尽管“权界”可调，“群己”还是须分的：提出规则而且得到公众认可的船长自己也把生存权交给了群域，成了这规则的牺牲者。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自由”地上艇逃走，那规则还能有合法性吗？

　　换句话说，虽然一个“主义”认为的己域在另一个“主义”看来可能是群域，一种情境下的己域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成了群域。但既然是群域，就得按公共选择即按民主的规则办（例如：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而决不能以“群域”为借口剥夺了别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时却排除公共选择而把这“群域”置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末大儒黄宗羲对这种群己颠倒状况的严厉抨击，不能说是受什么“西化”的影响吧？

　　权界悖论的解决：“模糊域定期重划”规则

　　群己权界不能不划清，否则群己不分就会出乱子。但事实上这种界分又很难固定地划死。怎么解决这个悖论呢？经过无数试验和挫折人们摸索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对这部分模糊的领域，每隔几年让公众有机会重新选择。所谓的两党制，其实质无非就是每隔几年在那些模糊领域重新划一次群体权界：如果这几年经济上己域过大而伦理上群域太广，公众就选上左派，让它增进经济上的福利保障与社会民主，扩大伦理上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过几年经济上群域过分，伦理上自由太多，那就再调整一下，把右派选上来，让它在经济上扩张自由而伦理上强化责任。

　　今天在发达国家，左右派对这些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怎么划仍然各执己见，但是他们都接受这些规则：“权界要划清，不能群己不分；己域要自由，不能让所谓公共权力乱干涉，群域要民主，不能任个人或未经公众委托的少数人专断；基本的群域与己域有共识；而达不成共识的模糊区则定期让公众重新划定”。某次讨论时一位“新左派”朋友说：西方其实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保护私产，例如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如果税率高到80％，那不也跟共产差不多？他的意思是所以我们也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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