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坏”价值。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所谓人不能“一维”（又译“单向度”）化的命题，按这种说法，发达社会再富裕再民主也不可取，因为它使人生的意义变得单调、人的价值观变得一元化了。后来的布迪厄、德里克等人也以破坏“文化多元化”作为“资本主义”的头号罪过。今天西方批判思潮还有个流行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至于这“另一个世界”是否最好？最好的世界是否可能？那就姑且不论。反正我在这个体制下待烦了，我要试试别的。甚至我自己也未必去试，但是要鼓励别人与我不同（给我保留一些“参照系”，或者说得更俗些：保留一些观赏对象）。总之这个时代的批判者与其说在追求理想不如说在“解构”理想，他们强调的是：我希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或者干脆是希望别人过另一种生活。在这种潮流中“多元化”本身就构成一种追求。只要不是“西方那一套”，什么都可以。有位住在美国的华人朋友谈到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时就大不以为然地说：我大清就不错，凭什么要搞现代化？传统的中国人过的就很快乐嘛。只要不搞“西方价值”，什么都不妨一试。

　　应当说，如果每个人都有“试”的自由，这些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每个人的价值偏好来说，很难讲哪种价值能一统天下，满足所有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多元化的确是可欲的。一个相对好的社会，的确应该给每个有独特价值追求的人以各得其所的机会——只要不侵害他人。

　　能够选择——文化比较的前提

　　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应当是值得追求的。但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指的是每个人，乃至个人组成的人群（民族或文化认同群体）都有权保有独特的价值偏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文化”之别就是“所爱”之别，“选择什么”之别。而这样一来，在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再把“能否选择”当作“文化”之别了。比方说，如果把信儒家和信基督教当作两种文化——就是当前人们常说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吧——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文化应当互相尊重、多元共存。那么我们就首先肯定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这个前提，即肯定了无论儒家还是基督徒都不能搞神权专制、异端迫害。如果我们同时又把“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与“神权专制异端迫害”两者也当作“文化”之别，而且还主张这两种“文化”应当“互相尊重，多元共存”，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异端迫害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允许了异端迫害，还谈得上儒家与基督教的多元共存吗？显然，主张文化多元，就不能允许异端迫害。越是坚决主张文化多元就越不能容忍异端迫害。但如果把“异端迫害”也当成一种“文化”，那不允许异端迫害反倒成了破坏“文化多元”了。越是主张文化多元就越是破坏文化多元，这叫什么逻辑？同理，“信仰自由”也不能说是一种“文化”，否则越是主张文化多元就越只能认可这一种“文化”，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但是信仰自由与异端审判当然有严重的区别，这就是“能否选择”的区别。你可以把它叫做“制度”的区别，也可以另外造名词，但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它叫做“文化”之别。否则你就不能把“选择什么”也叫做“文化”之别，不能把各民族特殊的价值偏好叫做“文化”，“文化”也就与“民族性”无关了——改革前正是这样讲的，但因此那时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多元化”的说法。

　　所以，改革前意识形态所做的一些优劣判断，我们也不必一概否定。比如近代的信仰自由优于中世纪的异端审判，这个说法我以为还是不错的。但那用词就得改改了：不是“近代文化”优于“中世纪文化”，而是“近代制度”优于“中世纪制度”。否则我们就没法讲文化多元化。我还要强调这是形式逻辑，它与优劣判断本身无关，有人可能认为中世纪比近代好，这可以讨论，但也只能讨论中世纪制度是否比近代制度好，而无法讨论中世纪“文化”是否比近代“文化”好。否则就会因逻辑混乱使讨论完全失去意义。

　　总之，讨论“文化多元”就是讨论“选择什么”的多元，它的前提就是人们能够选择。这应当是常识。比如同样是犹太人，生活在奥斯威辛的犹太人和生活在曼哈顿的犹太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有巨大区别的。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呢？而且，在奥斯威辛还关押着不少的波兰人，他们与同被关押的犹太人在那里的表现非常相似（能不相似吗？），那是否可以说“波兰文化”和“犹太文化”是一样的呢？当然不能。因为在奥斯威辛他们别无选择。在没有选择的环境里，就无法比较“选择什么”。相反，如果在曼哈顿自由生活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某些不同，而且不仅仅是某个犹太人和某个波兰人，而是这两个群体间存在着具有统计意义的群体差别，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文化差异”如何了。

　　这就是说，谈“文化差异”，如果我们说的是价值偏好差异的话，那就要排除“能否选择”的差异，在同样可选择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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