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朋友说:父亲知道他得罪了队长儿子,非常恐慌,把他打了一顿。从此他慢慢明白了有些东西是需要害怕的,"自由的传统"便慢慢萎缩了。我觉得这段大白话比许多关于"自由"的高深理论更耐人寻味。
我也曾经举过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如果监狱不上锁,里边的人都会跑掉,这恐怕中西各国概莫能外。但,事实上有些人也宁可呆在监狱里,假如他们觉得这样更有保障的话。换句话说,人们可能为"安全"而牺牲自由,这其实也是中外皆然。因此,实现自由的过程,既是摆脱束缚的过程,也是失去"保护"的过程。假如一个体制既没有束缚功能也没有"保护"功能,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如果束缚性和保护性都很强,则人们自由的意愿最小(留恋保护),而自由的阻力最大。如果保护性很强而束缚很弱,那么争取自由较容易,但自由的代价(失去保护)也会很高。如果相反,束缚很强而没有什么保护功能,人们就会更加向往自由,但也更难得到它。我们的旧体制,恰恰是保护功能很弱的体制,因此,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动力应该更强,小岗村农民那种集体按血手印,冒死冲破束缚的勇气就是东欧的农民所没有的。
华山剑:
一问秦晖:现在,不少舆论都认为你是与新左派对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你崇拜西方吗?
秦晖:
过去许多新左派朋友喜欢引我为同道,因为我强调社会公正比他们早得多,他们在文章里经常引我的话来批评别人。但我认为,我的立场很清楚,这就是我在《问题与主义》序言中讲的: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我称之为共同的底线),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至于前者赞成后者反对,或者相反的那些价值,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是"真问题"。
华山剑:
这是典型的外交语言,秦晖可以去当外交官。
左宗棠:
一旦那些问题成为真问题,就表示中国就走上正道了
秦晖:
的确如此,在发达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但在我们这里提出这种问题简直是笑话!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既缺少迁徙、就业等最基本的自由,也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他们缺少自由难道是因为社会福利太多?他们毫无社会保障难道是因为太自由了吗?西方的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这种状况下能有什么争论?如果中国人的自由只受到福利制度的限制,中国人的社会保障只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像发达国家如今那样)中国可不就走上正道了吗?讲了这点常识就"可以去当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官就这么廉价?华山剑先生把中国工农的疾苦当作"外交语言",他以为自己是哪国人?亏他还自命为"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理气合: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一元化。同意吗?
秦晖:
怎么会呢,我们今天的经济比改革前无疑是更多的趋向于全球化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了,倒是在改革前,我们是闭关自守的,同时也是文化(不仅仅是文化)高度一元化的。
华山剑:
二问秦晖:你认为当今世界是经济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规律是相反的吗?
秦晖:
上面我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不说"全球化"而是说"一体化",似乎既是"一体",就是与"多元"相反。其实你当然明白有各种各样的"一体化"。过去鼓吹"一体化"最起劲的是苏联控制的经互会,那是计划经济的"一体化"。计划经济伴随着"计划思想"、"计划文化",连思想都给你统一"计划"了,当然不可能有"文化多元"。如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化,市场经济当然有它的毛病,但它的好处恰恰在于它与上述那种"经济一体化""相反",因而恰恰与文化多元相通。市场经济讲究竞争,而文化多元化不就是要"百家争鸣"吗?怎么能说这两者"相反"呢?有人说这样就叫"西化",其实"西方"以前恰恰不是这样的。中世纪的西方不仅谈不上"全球化",就连一国之内经济也不是"一体化"的。那时经济上是领地、行会层层割据,文化上是神权专制,哪有"多元"的影子?从那样一种状态走出来,即走向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这个过程并不始自今日,实际上它就是"现代化"的另一种说法。
蓝渊:
请问秦教授:中国文化的优点在吸收同化,西方的文化优点在竞争与排斥,长远而言,谁胜?
秦晖:
我对这种说法本身持怀疑态度,也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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