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无高低 制度有优劣

　　但是这套制度实行的结果，是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段时间，中国的中央集权王朝恰恰比较松散脆弱，分裂的时候居多。到了隋唐重建帝国，用“废宗主立三长”来重新控制编户齐民，用摆脱乡里关系以个人应试、不管德望人缘只看文章、无论贤良与否只求“英雄（能人）入彀”的科举制来实现“儒的吏化”，以及靠“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的复杂权术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儒表”之下的“法里”机制，才改变了这种松散局面。

　　什么是“新儒家”？

　　因此，我认为，用儒家的设计来凝聚社会，不仅现在行不通，以前也没有行得通过。传统中国这个官僚制帝国的庞然大物，过去虽有“儒表”，实际更多地是靠“法里”来维持的。这样看来，在那种迫使好人也不得不作恶的法家式“伪恶”之下，我们过去对儒家的“伪善”批评如此严厉，是否有些文不对题？

　　但是今天已经不是周秦之际，如果在宪政民主的大潮流下把儒家作为一种传统资源，它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什么样的作用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推行宪政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上述“儒家传统”。而对于作为主要障碍的“法家传统”而言，原始儒家遗风能否起到解构作用，就像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希腊罗马遗风对中世纪传统的解构那样？

　　如果儒家的“伪善”至少优于法家的“伪恶”，那么在引进新的制度安排的条件下，我们能否借助这种“伪善”战胜“伪恶”进而走向真善，至少是达到前述第一种制度下的“好的伪善”？先秦儒家指望以“家内靠亲情，国内靠革命”来实现的权责对应理想，今天我们如果通过引进新的制度安排、即通过宪政民主来实现，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这真的就那么绝对不容于“中国传统”吗？

　　其实所谓现代化过程从政治角度讲，说穿了也无非就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超越了小共同体的、大尺度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不能指望依靠亲情来达到权责对应，又无法制约暴君，那么他们除了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来搞一场“革命”之外，能否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换言之，人们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人们在陌生人的社会不依靠亲情、又不导致剧烈社会震荡的情况下也能摆脱有权无责的“伪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就是在大尺度上实现了原初儒家的理想。用晚清大儒徐继畬的话说就是：“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

　　而今天如果真有所谓“新儒家”，他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呢，还是与这个方向为敌而力图维持乃至强化法家的“伪恶”遗产？人们在看，我想孔孟有知，他们也在天上看着呢。（秦晖）

    附：秦晖和学生、网友的讨论

　　自由优先于“文化”：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网上讨论
　　秦晖

　　2000年11月03日晚7：30，笔者来到人民日报读书论坛，和网友就"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主题在线交流，交流实录由版主整理后于次日在该论坛贴出。此后数日网上又出现许多跟贴与新提问，其中一些问题很尖锐，还有些充满火药味。许多网友呼吁我继续回应，系统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也认为有此必要。因而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写成此文。文中网友提问均为网上原样。

　　无知小子：

　　秦教授，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文化多元化的概念？

　　秦晖：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费孝通先生曾经讲过这么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以为这就是所谓文化多元的很好的表述，讲得最简单一点，也可以用中国古代先贤的一句话，就是"和而不同"。当时另一位学

　　者质疑曰：西方人要普及自由主义，他不会允许你与之"不同"的。但有人又提出：每个人之间都可以"和而不同"，这本身不就是自由主义吗？

　　可见，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单位究竟是什么？有人提出，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和而不同，但是却主张在一个民族内部实行强制原则。这当然是不行的，所谓文化多元就是价值观的多元。价值评判的器官是大脑，而大脑每个人都有一个，这大概是普天下皆同的吧？莫非某个民族是一人一脑，而另一民族却是"共脑人"？没有这个道理。因此，"和而不同"当然是指每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

　　一个民族是否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殊价值偏好？当然是有的。但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成员共用了一个大脑，而这个大

此新闻共有18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