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这方面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前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一些基础性的产业进行投资,但这两年有很大的收缩。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以治理产能过剩的名义抬高了投资门槛,使民营企业有好多事情没法再做。
总之,解决垄断利润最有效的办法是引入竞争,让消费者受益,而不是怎么分配利润。
《权衡》 :您认为如何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张维迎:这涉及到国有企业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政府职能不转变,国企垄断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职能也很难转变。
从企业改革方面看,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可以参考英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有企业改造的模式。简单地说,政府不是给你分股,而是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把国有企业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卖给老百姓。也可以考虑把公用事业的用户变成股东,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一个建议。
十年、二十年前,中国不可能考虑这种办法。一是有市场环境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二是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多钱。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的储蓄那么高,并且很多大国企已经部分或全部上市了,政府要做的无非是把手里的股份不断释放出去:一部分卖给所谓战略投资者,另一部分卖给老百姓。
《权衡》 :按你的说法,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型国企到海外上市是把垄断利润送给了外国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中国的好多事情是“假戏真唱”,“歪打正着”。像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往正确的方向走。
上市的国有企业,虽然董事会还是由政府主导,但政府决策的时候不能毫无名目地乱来,行政干预不会像原来那么理直气壮。另外,上市以后,国有企业会受到资本市场的约束。如果你表现不好,外部股东就卖股票,股票下跌会对你产生压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或多或少会因此得到改善。
至于垄断国企在海外上市的受益者,要作全面的分析。如果把上市看作一种资产交易,这个过程是双方得益的。假如上市前企业资产价值是1个亿,上市之后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企业资产升值到2个亿;人家可能是花 1.5亿买走的,那么上市的过程是你赚了5000万,他也赚了5000万。
当然,我更主张应该给中国投资者更多的公平机会,即让垄断国企在国内也上市,同时允许中国老百姓到海外股票市场去投资。有了这样公平交易的环境,就不存在中国人和外国人谁占谁的便宜的问题了。有人敢投资,有人不敢投资;有人投资中国企业,有人投资美国企业;有人赚钱,有人赔钱......无论如何,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权衡》 :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而言,海外上市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认为,政府出于维持股价的考虑,更倾向于保护海外上市国企的垄断地位。
张维迎:我觉得这两件事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严格的次序,也很难按照理想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进行,往往是哪个容易先推哪个。如果说国有企业卖出股份就会阻碍开放市场,那么理论上应该先开放市场。但我没有觉得卖出股份就不能开放市场。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