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希望我没有夸大其词。因为人类至今还不能完全免除流行病和传染病的袭击。2003年的非典就是一例，讲起来传染率不如肺结核，但畸高的死亡率连医生护士也不能幸免，却实在令人恐怖。要不然，偌大一个北京城，怎么可以搞到一时街上几乎无人。还有全球范围此起彼伏的疯牛病、禽流感和其他怪病，仿佛“黑死病”时代重新来临。读过UCLA医学教授JaredDiamond的书，论证当年欧洲人征战新大陆，90％的美洲土著人是被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解决”的。防病毒与防敌国入侵的道理相通，适用的组织机制也相通。

医学史说，对付病毒流行最有效的办法，是实施隔离。谁都知道人口流动的好处巨大，但为了制止病毒横行，有时就要付出停止人口流动的代价。试问，没有强制力，谁能制止有巨大经济收益的人口流动？非典时期，杭州街道的老太太发挥了大作用。不过倘若没有政府授权，没有合法强制力为后盾，老太太哪里能禁止年轻人出门挣钱？

这就点到了政府的特征——惟一拥有合法强制力的组织。此力是社会利器，不可滥用，也不可当用不用。涉及生命和健康，凡“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事，一般无须强制力出场——政府甚至不能用强力禁止自杀——可是对于健康方面种种“他杀”行为，政府不动用强制力，人类社会就不免要遭大难。

常识说，对付呈指数增长的流行病和传染病，越早采取措施，收效越显著；而最有效的，还是预防。这是因为，比起大规模扩散之后再采取行动，预防和早加控制的成本低得不可以道里计。但预防和早加控制，又谈何容易？第一，要有可靠的信息和及时、准确的专家判断，否则瞎折腾几次，再喊“狼来了”就没人听；第二，防治必须覆盖全社会，在时间、空间上皆不能有遗漏，否则一时一处失守，其他都是白忙。这两件事情，离开有效的政府强制力，都不足成事。好比现代国家必建常备军，不能等兵临城下再招募战士。这是斯密论证过的。

从公义和效率两个侧面看，公共卫生都是政府的首要责任。中国的特点，一方面是人口高度稠密，另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极其薄弱。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自由的扩大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积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今日国家卫生工作最薄弱之处在公共卫生，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和防治。举一个数，2005年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疾的发病率，每10万人达268.31人（推算全国就是349万之众，未报告的不在内），比1996年增加了61.5%。

倒是财力捉襟见肘的宿迁看清了这一点，首先强化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责任。这个经验有全国意义，因为矫正政府职能的本末倒置，也是全国的普遍问题。读者也许赞成交警查办酒后驾驶吧？不过你可知道，2005年全国城市机动车辆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率——不全是酒精之功——每10万人9.14人，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城市居民每10万人136.57人，农村居民179.06人！能不能问一句，查办病菌杀人的警察何在？先把非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卫生责任承担起来，有余力再说其他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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