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7 10:36:00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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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的代价
慈善投入者们既不是圣人——可以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盗贼——要利用别人的善良得到不义之财。他们希望，不要追究他们的动机，也不要怀疑他们的善良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吴洋
“我想帮助麻风病人，有新加坡政府给我钱，我想捐赠给湖南麻风病人。”
7月25日，记者用手机短信问住在长沙第一福利院的杨海：“为慈善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是否后悔？”一天后，杨海回复了短信，而且将上述答案连发了两遍。
杨海曾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现在已说话不清。这个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过职的青年人，曾经号称是中国的“慈善个体户”。10年前，他挂靠在一家慈善组织，在没有工资、津贴和预算拨款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向国外募捐，曾经为内蒙古草原卫生院募集了数十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他还翻山越岭深入湖南的麻风村，为素不相识的麻风病人玩命奔波。一年多前，杨海突发脑梗阻，他说话的能力丧失了，只能够用写的方式简单交流，且思路还不是太连贯。发短信是目前外界惟一可以和杨海交流的办法。
杨海的朋友李晋涛告诉记者，杨海突发重疾时，因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无力长期承担巨额医药费，后来被朋友们送到了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开始时，朋友们还以每人每月100元的方式自愿捐助，时间长了，社会捐款逐步减少下来。杨海的助手余昌盛很惊讶记者还在关注这件事情。
如今，李晋涛正在努力想让杨海成为低保人员，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福利院里休养。由于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城里户口，办理低保困难重重。
而在杨海的家乡，湖南一个贫困的山村，村里的人却在教育孩子说：“你们读好书了，千万不要跟杨海学，（弄成这个样子，是对父母）没有良心。”
艰难的关爱
“刚才我亲爱的老公没了，这就是我做公益最大的（代价）？因他胸口痛要做（手术）？要5000元，我一时拿不来，结果命没了。中国对公益工作人要立法。”
7月30日凌晨3点，记者已经完稿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北京通州区关爱中心主任常梦发来的短信，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而就在几天前，本刊采访常梦，她还是风风火火地忙着关爱中心的运转：房子漏了，请民工；家长来了，要谈话；要联系北京的新闻媒体寻求社会捐助。虽然她也向记者抱怨：“下辈子打死我也绝对不干了，这不是觉悟能够推动的事业。”
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是一个以照顾单亲家庭残疾孩子为主的公益机构，托养在这里的多是一些失去家庭温暖的残疾儿童，每个孩子身上几乎都有着令人心酸的故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常梦就这样成为了十多个特殊孩子们的“妈妈”。
谈及做慈善的代价，常梦只用了一个“惨”字来形容。“关爱中心”在民政局注册，因为是公益事业不能够按照企业运作，上级拨款和社会资助款项基本用在了关爱中心的基础建设，不能够用来还债。常梦先后投资了近30万建造了关爱中心，如今只还上了4万多元。
尽管经费拮据，关爱中心的收费相比同行仍然很低，每个月的托养费仅700元左右，个别特困家庭只用交200元，按照北京的消费水平，这点钱在城里连请一个日班保姆都不够。令常梦内疚的是，这里的老师很累，薪资福利却长期处于低水准。常梦的先生黄雁平为支持妻子创办的事业，辞职加入关爱中心，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结果得病了却拿不出药费，常梦只能在一旁默默流泪。即使在丈夫病情最危急的时刻，她也没敢动公益账上一分钱。熬不下去的时候，她也曾想过干脆收摊，但是面对着残障的孩子们，终究下不了决心，毕竟养个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前辈子欠这些孩子的，这辈子还不清了。孩子们回到家了就想我，邪了门了，我还想他们！你怎么能收摊？”常梦反问。
为了能留住人，常梦把个人的工资都垫了进去。偶尔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求职，常梦就苦口婆心，不断向对方灌输，就当是自费实习了，对将来总有一个提升。但是她也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钱太少了将来找对象都困难，总不能够耽误人家。
挥别第九世界
“我们不能要求志愿者必须把事情永远做下去，或者在贫困地区工作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还献家庭和子孙’，这样除了圣人还有谁愿意成为志愿者呢？志愿者也是普通人，也要孝养父母，也要成家生子，也希望过富裕舒适的生活，也要面对家家都有的那本难念的经。”这是大洞“复新”团队负责人徐慎檀在文章《我所理解的志愿者》中的表述。
徐慎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