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先生,1954年出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和著名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次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的改革,被国外媒体称作“王胡报告”。王绍光先生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
要有一本账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央视《新闻调查》节目主持人柴静在自己的博客中称,《新闻调查》正在制作关于各地豪华超标政府楼与公共设施的节目,向网友征集图片与线索。这篇博客文章后来在天涯社区贴出,网站论坛向网友发出了举报豪华办公楼的倡议。一时间,举报豪华办公楼成为网络热点,公众反映强烈,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安。楼堂馆所是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为什么愈演愈烈?
王绍光:中国政府反对盖楼堂馆所,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调控也往往把矛头对准政府建设的楼堂馆所。近年来之所以出现地方政府热衷盖楼堂馆所的现象,财政状况的改善是很大的背景之一。政府真有钱,以前想盖也盖不了。
经济观察报:政府更有财力来做这件事了。
王绍光:我们远处不看,你到北京长安街看看,许多政府机关的大楼都变样了。地方干部到北京来开会,然后就省城盖,省城盖完以后就基层盖。这里面也有一个示范效应。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政府首先拿纳税人的钱去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公众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
王绍光: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政府在花钱上受到的制约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我们的财政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所能支配的钱的来源非常多,虽然来自于财政预算内的钱现在受到的监督比前些年更严格了,但是正规财政体制以外的那笔钱规模比较大,体外循环的钱比较多,受到的限制比较少。
据我观察,盖得最早的应该是财政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财政局就开始盖大楼,因为财政局管财政,“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另有一些政府部门在“皇粮”之外还可以靠收费来维持运转,后来那些收费多的单位也开始盖楼。这些年来媒体披露的一些交通部门、公安部门盖豪华大楼、豪华别墅等现象,也都是因为收费多的缘故。虽然现在开始实行收支两条线,但是贯彻的还是非常不彻底。
经济观察报:所以说要限制政府权力。
王绍光: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情感上的义愤之外,还得做一些具体的分析,然后寻找解决思路。现在一些人认为,只要政府官员实行民主选举,把政府约束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解决的方法从理念上来讲非常清楚,但贯彻起来非常困难。理念上两条:第一个财政要统一,政府不要有几本账,要有一本账,集中到一个口;第二个预算要监督。现在大家强调预算要监督、要限制权力,但是依我看,没有财政统一作为基础,进行预算监督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预算很乱,有很多本账,监督起来成本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
经济观察报:财政统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财政要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二就是在一个层面上统一起来。
王绍光:我讲的统一,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包括,横向上每一个层级政府的财政,凡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拿到的钱,每一个横截面上都要统到一本账;另一方面全国的财政也要有一本账,因为没有这样一本账的话,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中国有很多本账,中央可以控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内甚至预算外一部分,知道它们有多少钱,但是对它们的土地收益未必那么清楚。
经济观察报: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甘藏春在一次会议上说,“土地出让收益绝不能成为市长的‘零花钱’”。但确实有大量土地出让收益成为了市长的“零花钱”,成了他们无须其他手续就可以直接动用的预算外资金。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已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30%-60%。
王绍光:所以要进行有效的预算监督,横向和纵向都要财政统一。统一不是说把钱统到一个人的手里,而是要统到一本账里,这本账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看,而是全国人民都能看,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都要看。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财政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实现黄仁宇早年所说的“数字化管理”?
王绍光: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分到很多本账也可以是数字管理。地方政府搞两本账、三本账,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