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你该向哪方走？

对已经步入后特区时代的深圳，是否能摆脱对特权的路径依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调查显示，当年6月~8月深圳连续3个月房价涨幅名列全国第一。与房价居高不下相辅相成的，是深圳一些小区不时出现的“黑衣人”砍杀维权业主的事件，以及同样居高不下的物管收费

近30年之后，那批最早的建设者有的已经离开，能留下来的多数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或政府中高级管理者，他们已人到中年，和当年的一无所有不同，他们已从现有体制和利益架构中得到了很多，心态自然转而保守起来。既得利益者以自己的组织、资源优势，或是以其话语优势，或是利用一些弱势群体利益受损之后的过激情绪，扼杀甚至挟持改革的事情屡见不鲜

深圳1200万人里只有200万左右有户口，有意识无意识地压低户籍人口，固然可以节省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但“这些外地户籍人口长期在深圳居住，却无法根留深圳，他们往往倾向于破坏而不是维护深圳的形象。最典型的是深圳的数万出租车司机，他们每天需要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交纳大量的税费，但却无法获得深圳市民应有的身份和待遇，因此他们的心态极不平衡，深圳出租车的宰客现象在全国比较发达的城市是最恶劣的。”

特区人，你有归属感么？

3月16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这项法律在终于实现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并轨的同时，也终结了被认为是经济特区的“最后一项优惠政策”。新税法颁布前后的猜测与争论，连同所有的叹息、追忆与感怀，都聚焦在特区作用最典型和集中的深圳。

“1995年，深圳已经把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到15%，所以两税合并对其它一些地区的内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所得税将由原来的33%降到25%，从而实现减税。但对于深圳特区内的企业，所得税反将由原来的15%提高到25%。”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曲建博士告诉记者。

“深圳有关方面的表态是‘这是产业升级的动力’，不当回事，但实际上情况很严重。虽然今天的外商在华投资已到了主要不是靠税收优惠政策定去留的地步，虽然深圳目前在全国独树一帜的高新技术产业恰好符合新税制的产业倾斜方向，并税对它们没有多少影响，但毕竟深圳的传统产业占了很大比重，对它们来说，增税10% 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深圳某资深媒体人这样认为。

除了这些非常具体的影响，两税合并对深圳的最大震撼是在心理上，它被看做是深圳“被抛弃”趋势的延续：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重点的转移，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区、保税区、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等的出现，深圳当初享受的那些特殊政策已经普遍化，特区渐渐不“特”，而现在，连税收优惠这块作为特区的最后遮羞布也被揭下，昔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盛况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深圳市市委书记李鸿忠认为，特区今日之特，在于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深圳视察工作中也要求深圳在制度创新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但是，谈何容易？和成立之初的一无所有相比，近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在深圳培植出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当多年以来形成的对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近乎积重难返，当改革和创新有可能变成只是挂在嘴边的一种政治正确时，深圳向何处去？

改革精神在消退？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精神地图里，处处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壮丽景象：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了蛇口工业区开天辟地；梁湘顶着“变天论”，短短5年时间便让特区变了模样；李灏披肝沥胆，大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在那个拓荒的年代，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他们“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举”。他们的试验，他们的成果，甚至他们的失误，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极重要的参照系数。

无疑，那是一个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年代，而今天的深圳，从官到民，理想主义激情的日益消退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悲剧开始叩问深圳：是继续创业，还是开始享乐，是让“富贵病”、“官员病”吞掉开拓创新的才思，还是继续一往无前地探索？

在深圳的话语里，对进一步改革的坚持和强调是毋庸置疑的，并曾轰轰烈烈进行过“富而思源”和“富而思进”的全民教育。但现实，似乎指向着另一个答案。

“有人说深圳现在GDP这么高，财政这么宽裕，应该强调发展，强调如何有效地花钱，而不是反复强调继续改革。这种说法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意识的反映，我是坚决反对的。”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东斌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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