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病痛：裙带资本主义

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亚洲的病痛
——剖析“裙带资本主义”

■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 庄礼伟

一个多世纪前，亚洲社会深深被一种病痛所伤。1886年，一位亚洲留欧学生给他的祖国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根据有关人类痛苦的记载，曾有一种恶性的肿瘤，只要你轻轻地触碰，就会引发极度的痛楚。”
年轻的何塞．黎萨尔独自在遥远的欧洲，他想念祖国，把菲律宾与他看到的欧洲国家比较，认为自己的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像一颗“毒瘤”。人的尊严给黎萨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如他的不朽著作《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菲律宾早已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尊严与荣耀，外族的奴役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压抑感也已烟消云散。然而，仍然有一种世纪性的病痛在折磨着菲律宾人民，也折磨着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这就是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及其给社会底层人民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第三波民主浪潮”过去了，军法管制早已结束了，东亚金融危机也带来了惩罚和告诫，但普遍的贪污腐败仍在菲律宾持续。1998年，菲律宾选民甚至以创历史最高纪录的票数把一个超级蛀虫选为新一任总统，没有谁强迫他们，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直到埃斯特拉达东窗事发，劣迹昭然，一种被深深欺骗和幻灭的感觉（连“罗宾汉”也贪污！）给菲律宾穷人带来了极度的痛楚（为什么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却总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窃国大盗苏哈托下台已经两年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审判一直没有结果，而新的贪污又发生在新的权贵阶层当中。在亚洲，人们有时还把“冰清玉洁”的形象自动奉送给政坛中的女性领导人，然而从南亚到东南亚，许多知名的女性政治领导人背后都有一个富豪家族，她们的丈夫、兄弟、子女、密友同样拥有大量来路可疑的巨额资产。
强人下台和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触动非常有限。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使菲律宾人能够重新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然而民主政体仍然无法割除贪污毒瘤。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媒体已经拥有了高度的言论自由，然而这些国家的贪污病害远远超过言论不那么自由的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旗帜下，马来西亚巫统权贵们的金钱政治活动和“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反腐败”、“反朋党”只是攻击、惩罚政治异己的一种策略，其实口中喊“反腐败”的那些政坛中人，也难脱腐败嫌疑，所以最终“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表演。不久前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华社领袖对笔者说，印度尼西亚人非常羡慕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因为印度尼西亚高层腐败官员鲜有被惩处者。笔者立刻去做“比较研究”，发觉他的羡慕不无道理，不由得“呵呵”了一番。
事实证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远未结束，具有亚洲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依然树大根深，民主政治框架缺少了政治文化的革新和高素质的公民社会依然效能有限。我们有必要对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和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作一分析。

何谓裙带资本主义？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笔者支持这一富于现实性的定义。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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