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9-26 9:31:00 来源: 中国经营报(许小年) 网友评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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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人民大学走出，负笈求学，归国进入金融界，千点论一语成谶，再到中欧课堂……自诩“随机行走”的许小年，二十年来一直游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话语圈。回首三十年改革，反思高速增长，冷观股市热潮，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理念？本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许小年教授，追溯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
现代性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化
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听说你最近在关注社会转型问题，能谈谈吗？
许小年：前阵子《大国崛起》很热门，最近我在读《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modernization，也就是现代化，另一个是modernity，也就是现代性，这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过去我们一直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等同现代化，也就是等同于物质上、经济上、技术上、商业上的进步。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现代化的一切努力也就没有超出当年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范畴。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即使就经济而言，一些问题、一些经济中的长期失衡也源于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能不能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谈到中国的转型存在把现代性简单等同于现代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应该在后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吧？
许小年：是的，我在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举德国和日本的例子。19世纪初，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全军溃败，输给了拿破仑，从一个欧洲强国沦为三流国家。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的意义类似我们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普鲁士全国上下大受刺激，开始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大力推进工业化，这也类似我们的“百日维新”。普鲁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德意志道路”的特点是经济加科技，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很快，而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则落在后面。
德国传统上一直是君主专制，一次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非常软弱，而且也很短暂，德国出现俾斯麦甚至希特勒，并非偶然现象，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和社会原因。一战之后，德国不服气，抱着“WEWILLCOMEBACK”的心态，要卷土重来，但二战之后就不一样了，德国开始反省现代化问题，反省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政府与民间的心态也与一战之后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耶拿战败引发的改革是德国现代化的开端，二战之败可以说是德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前的下跪，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告别传统，对于至今仍不愿检讨的个别亚洲国家来说，这样真诚的忏悔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
《中国经营报》：刚才谈了不少关于现代转型国家的案例，那么你具体如何定义现代性呢？
许小年：现代性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有三个组成部分：现代的社会意识、市场经济、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三部分中最核心的是现代的观念，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观念。德国与日本当年的现代化不仅缺少这样的价值观念，而且为了富国强兵会压制个人发展的需求。既然个人的权利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现代性自然要求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基础，而不是德国、日本历史上那样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赶超型国家”会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是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德国启蒙运动接近法国，但和英国不同，俾斯麦、拿破仑式的集权可以在大陆欧洲赢得赞誉，却不可能出现在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强调“公意”（GeneralWill），英国人讲“公利”（GeneralInterest），而公利不过是所有个人的利益之和。“赶超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将公民权利置于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公民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而在英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公民权利至上，国家的功能是提升公民利益，也就是我们讲的“为人民服务”。
投资拉动的经济存在增长极限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经济的萧条与复兴也是最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话题。
许小年：日本二战之中损失惨重，城市被炸得几乎一片废墟，希望尽快恢复经济，走了一条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走不通，因为任何系统都要求内部的一致性，移植来的外来制度往往会引起内在的排斥，两者未必能够协调，最后可能不伦不类。日本经济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