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国营 还是需要“还产于民”

提要：近期的“郎顾之争”演变成了国营民营之争。自由发言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对问题的看法大家可以不同。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世界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这些关键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从宏观的视野、以充分的数据进行了理性分析。他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最近又成热点。我历来主张言论自由是社会良序的基础。大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是非常情绪化表达的意见，应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我和郎咸平已交往好几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见总要一致，也不妨碍在某些问题上有极其不同的观点。因此，对这次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不赞成这些观点，至少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那反而怪了，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执法机构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按照常理，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的办法就越应该是让“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但，“国退民进”过程不是会出现腐败吗？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保留国有企业，那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分同样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实际上，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即简单又远比“黑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这场争论中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研究人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的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那天去赌场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也的确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郎咸平最近的文章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他以青岛啤酒(行情论坛)(资讯 行情 论坛)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 的结论。

郎咸平以2001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岛啤酒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 这个结论非常勉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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