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国营 还是需要“还产于民”

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产出约22%。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等方式套现。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如图一所示，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难道他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权无关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私有化的大趋势。

第二，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大国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济起来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宋明时期也不是靠国营经济。苏联当年靠国有经济发展军工，辉煌了短短二十几年，但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越来越国营”，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民营”，让越来越多的潜能释放出来，才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经历不正是证明了“产权不但有关，而且非常有关”吗？

今天讨论的“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看清这些当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这场关于产权的讨论，也可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的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一百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作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购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气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这些言论均摘自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第8页)。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让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并使其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至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第二大因素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它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营”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营”成份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行情论坛)、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

此新闻共有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