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可以保持的。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我国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来。如果不减少农村人口,蔡昉讲到的城市劳动力拐点是存在的。其实他后来也表明,他的假设是按原来的模式测算的。如果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话,跟世界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我国现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收入不足。农民收入不足,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靠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很难。最近农民增收很多是政策性的补贴,但是就农业的自身产出提高收入已经不太可能了。既然大量的是靠转移支付和劳动力打工提高农民的收入,就应该努力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提高农民收入,缓解矛盾。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劳动力供给,实际上是和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是和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是和人口结构相联系。在未来十年,如何去认识处理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关键。
根据蔡昉的数据,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还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发生了变化,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了。解决好居民收入问题,进而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这是未来十年要注意的大事,它和投资消费的结构是相联系的。
江小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蔡昉所有的基本面数据我全部同意,有几点我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程度在提高,但这个数据只表明了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没有城乡之间的分析。
其次,他认为虽然工资在提高,但是就业问题和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是长期存在,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他引申出来一个观点,认为还是不要着急发展重化工业,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求层面的变化,是不是会压过供给层面结构的缓慢变化?假如全球市场是开放的,现在我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有优势,但国内的消费结构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铺钢筋水泥。服装鞋帽、玩具箱包,国际上的需求不会一直这么多。原来的出口可以持续增长,但出口的空间在相对缩小。我认为是重化工业还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本会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其它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环境成本肯定要上升。
(吴晓灵、江小涓发言部分未经作者审核)
及早应对“人口负债”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21世纪》:怎样理解“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怎样的?
蔡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高于早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怎么得到这个奇迹的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人口红利。人口有这样一个转变:从一个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现代的情况是三个指标都很低。
发达国家整个这个过程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些过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很快。其结果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一是储蓄率高。如果体制好,就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使用,就是人口红利。只要劳动力是足够有的,并且能积累起资本来,就没有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所以长时间内,可以单纯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经济发展上就会有奇迹。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
《21世纪》:我国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型是否不可避免?
蔡昉:得到了人口红利,对应的一定是将来有一个人口负债。绝大多数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个静态均衡的人口。而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出生率,有补充的力量。我们的情况是出生率从较高迅速下降,一代人慢慢变老,但是没有能够保持人口结构均衡。所以,我们会出现一个人口负债的结果。
劳动力拐点与经济增长模式
《21世纪》:尽管这些年城乡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但许多研究者还是认为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蔡昉:存在着制度约束,劳动力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流动,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