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12 18:55:00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侯东民) 网友评论篇
浏览统计: 【字体：大 中 小】
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老龄化过程加快，这一学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关注，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相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25%应归功于人口“红利”，但红利窗口行将关闭，人口政策因此应该调整。
回顾“人口红利说”出台前后，可以发现，以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忽然成为“红利”而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无论理论与实践上，均有讨论的必要。
两种不同的生育率转变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这一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条件适宜，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可见人口“红利”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人口学事实，一是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二是按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这两个事实在人口转变一定阶段必然存在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否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抚养系数，统一研究中外这一特定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转变。
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又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得到额外推力。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后，也会凸现劳动力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是人口问题惯性的表现，还是人口“红利”的到来？
通常人口问题的影响不是短期的，出生率下降后，以往过多生育的不利影响仍可能“惯性”存在，甚至更明显地展现。不划分两种背景，由人口年龄结构表面的相似性论社会负担，就可能引起歧义与误导。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白皮书，1994~1995》的“人口”部分讨论我国老龄化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时已经指出，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系数只是“表观”的，社会存在不容忽视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时，简单以此论人口与经济关系，可能失之偏颇。
因为“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与“五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人口与经济关系肯定不同，前者中的两人现实上虽然是劳动者，分析中只有看成是被抚养者，才可能区别两类人口与经济关系。否则，这种数据的误用会造成意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却恰恰忽略了迥然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背景。在上述报告中，我们曾比较1992年中国与西方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抚养系数。例如，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1992年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挪威总抚养比是56，中国只是49，但将当年一般认为的1.5亿剩余劳动力纳入非就业人数计算，中国几乎高出挪威50%。高出幅度之大，足以说明1992年以后，相对长的时间内，中国实际抚养系数及与之联系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虽与老龄化发展息息相关，但相比之下，社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努力可能有更大的影响。
是人口负担，
而非人口“红利”
1.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口控制，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本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下面仅从农村剩余劳力角度作一分析。
1978~2005年，由于非农建设，我国减少耕地近2亿亩，而全国播种、收割已大面积机械化。农药、化肥广泛使用，也大大减轻了劳作强度，缩短了劳作时间。但1978年到2005年，在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因人口增长，我国农业人口仍净增1亿多，农业劳力净增近2亿。虽净增2亿劳力中约1.8亿已经从事二、三产业，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而1978年耕地比今天多约2亿亩，农业已存在大量劳动力冗余。
假定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充分就业劳均耕地需10亩，而不是现实中约6亩(不充分就业下1978年劳均已7.5亩)，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只需约2亿，实际农业劳动力近5亿，其中一产劳力为3.06亿。因此，尽管经济有超常表现，1978~2005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力问题并没有解决，绝对数量甚至还在增加。
事实上，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