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贱卖贵卖”之争只是表面问题

廷在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可能确实存在没有很好坚持自主开放原则的现象，也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但是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需要研究和讨论。

　　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同时，由于货币高估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过高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游资进入，在经济下滑时大约400亿美元的游资撤出，最终酿成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也起源于它的巨额公共债务，经常账户长期利差主要依靠资本流入来维系，最终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酿成危机。归根到底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脆弱性加强、区域金融局势动荡的时期，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但不能将这个问题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混为一谈。与上述两个国家不同，中国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显然坚持了“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的原则，渐进性、阶段性的特点十分明显，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与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也一直在2%左右，另外我们还明确提出了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必须在三年以上，这些做法都与巴西、阿根廷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我国对外开放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上海证券报：不久前，市场上传出工行和建行在美设立分行受阻的消息。因此有观点认为，中美金融业的开放是单向和不对等的。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巴曙松：在稳步利用外资的同时，支持和鼓励经营状况较好、风险管控水平较高的中资银行在有效评估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行“走出去”战略，一直是我国监管机构所鼓励的。到2007年底，我国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0家分支机构，海外机构的资产总额约2，674亿美元，而同期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则为1，715亿美元，这其中还包括港澳台资的银行，例如香港的银行在外资银行中占比就达到了26%；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工商银行、国开行等这两年都实施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购，基本保持着双向、健康的开放态势。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竞争实力到底如何。我们现在海外有60家分支机构，但是真正在海外能够融入当地社会并盈利的金融机构相对较少。实际上，是否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主要还是看我们自身的相关指标是否完善，例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内部控制等指标是否达到了标准。

　　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是坚持以我为主的，把对外开放作为解决银行业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开放战略和路径，从而使开放成为增强竞争力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坚持争取对等，通过不断的交涉和努力促成了招商银行成功进入美国市场，工行和建行也开始克服各种困难，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我们也已经看到我国相关官员在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约谈中就专门要求对方加快对中资银行在美开设分行申请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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